王昀燕／關於楊德昌的五件事——他的熱誠、意志，以及對世界光明的期待

杨德昌的童年沾满了文艺色彩，受父亲薰陶，他自幼听音乐、看电影、习书法、背古文，看漫画、画漫画则是他最大乐趣。这样一个男孩，长成后不得已读了理工科，直到真正做电影，猛一回头，发现读工程学到的纪律与理性，全派上用场。当我们把他醉心的人物、浸淫的领域一一展开，同时也看到了他的热诚、意志，以及对世界光明的期待。由此出发，我们会更懂得他的电影。

①韦纳．荷索——电影的起点

1980年代初，杨德昌自美返台，像一个忽然空降到台湾电影圈的外来份子。不少人记得他曾穿上一件自制T恤，上头印着「荷索、布列松和我」之类的字样，尽管彼此记忆有些出入，可以确定的是，T恤上必然有德国新电影健将韦纳．荷索（Werner Herzog）。

1970年代，赴美求学、工作的杨德昌，偶然走进西雅图一间影院，看了荷索的《天谴》，他自己宣称，踏出影厅时，「已然是另一个我」。当时杨德昌年近三十，陷入惶惑，正寻思转换跑道，他在建筑和电影之间游移，而荷索果敢强烈的电影语言无疑撼动了他，加速他走向电影。他曾在某篇文章中提及，受1960年代日本电影和1970年代德国新浪潮影响最巨，其中又以荷索于1970年代中期执导的一系列电影对他启蒙最深。

杨德昌写道：「当时我正打算放弃成为一名电影人，然而，看到他用简洁的影像精准表达我们灵魂深处的感受，这股直接的力量，迅即帮我打了一针强心剂。最棒的是，他的独立与毅力让我坚信，即使在今日，仅凭一己之力便足以完成一部电影。」如今看来，他一生的电影创作几乎就是贯彻着这意念，毫不妥协。

杨德昌与韦纳・荷索（Werner Herzog）于1995年旧金山际电影节相见欢。 ©Pamela Gentile_SFIFF；摄影：Pamela Gentile

他曾朗读荷索写于1974年11月23日至12月14日的旅途日记《冰雪纪行》（Vom Gehem im Eis）。该年11月，荷索一位友人自巴黎致电给他，告知有「德国新电影之母」之称的电影史学家萝特．艾斯娜（Lotte Eisner）病重，恐不久人世，荷索二话不说，抓了一件夹克、一个指南针、一个帆布袋和简单的必需品即上路。他打算从家乡慕尼黑徒步至巴黎，他深信，倘若他靠双脚走去，她就能存活下来。「艾斯娜不能死，她不会死，我不允许。她不会死，不会的。不是现在，她不可以，不，她现在不会死，因为她就是不会死。」他在心底反复低喃，固执、顽强、坚毅，连大地都为之颤抖。双城直线距离近八百公里，行至往贝尔格费登的上坡路，大地覆满白雪，万物萧瑟，不见人影，当黑夜降临，浑身湿透的他犹在野地里苦寻寄宿之所。

荷索在雪地里踽踽独行，多么像是一则隐喻。

德国电影曾因二战而中断，荷索形容，他们这群新生代电影导演，是没有父亲的一代，宛若孤儿。而艾斯娜恰好为他们在历史和文化史上搭建起了桥梁，因之荷索对她感激备至。一回，荷索受到讥讽，绝望地来到艾斯娜面前，她不假辞色：「听着！电影艺术史不允许你们这些年轻德国导演放弃！」这句话犹如棒喝，或许也曾回响在杨德昌耳畔，所以他朗读《冰雪纪行》。艾斯娜之于荷索，某种程度上，就像荷索之于杨德昌。

1995年，杨德昌终于在旧金山影展上见到了荷索本人，他盼这一天盼了好久。会面后，他随即去信荷索表达感谢之情：「与您相见无疑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我诚挚希望，我的电影能对新世代影人有所启发，如同您的作品给予我的启示。您的电影不仅带给我新的希望、视角、勇气和信心，让我在人生最失意的时候投入电影事业，而且还持续了二十多年。此次与您见面交谈的时刻将让我永生难忘。」

许多年后，当荷索被问及对台湾的印象时，他是这么说的：「我从未到过台湾，但Edward Yang多次盛情邀约我，他是一位非常喜欢我的电影的导演，他走上电影这条路，就是因为他很爱我的电影⋯⋯」

②手冢治虫——生命的启示

如果说杨德昌自荷索身上获得最大的启迪是秉持创作的独立性，以及刚毅又热切的态度，那么他心目中另一模范（role model）手冢治虫教会他的，即是对人性光辉的肯定。

自杨德昌有记忆以来便喜读手冢治虫的漫画，却迟至他二十岁左右才识得这名字。他儿时看的是盗印漫画，作者惨遭偷天换日，填上各式冒牌中文假名。尽管如此，敏锐的他仍笃定这些动人的故事、独一无二的创意内容，乃出自同一人之手。

深深吸引这位男孩目光，以致童稚心灵满溢感动的主因是，这些漫画充满了人道精神，以及对人世真诚的关心。他甚至借着手冢治虫的漫画，看穿美国好莱坞电影善恶二元对立的悖论。不过对他更深远的影响是，手冢通过艺术的力量，无意间削弱了杨德昌父母辈乃至他这一辈对日人的排斥心理，他因而意识到人类是平等、共通的，彼此的交流得以超越种族和国界。

杨德昌绘制自画像作为其公司工作证，约于2001年。 图／国家影视听中心提供

《大峡谷》、《沙漠之鼠》在杨德昌幼年曾带来深切安慰，成年后他看了手冢治虫于人生低潮时期创作的《怪医黑杰克》，手冢借此角色发抒心中不满，对社会大加批判，杨德昌形容，这部漫画中对医学界荒谬现象的挖苦、谩骂及控诉，虽尖锐，却不失宽厚的幽默感。乍看，真以为是杨德昌对个人1990年代电影作品《独立时代》、《麻将》的自评。

杨德昌的电影，表面看去，像事物的暗面，冷而疏离，但这一切只更加衬托出他对人性光明面所寄予的无限期待。杨德昌曾直陈手冢治虫漫画对他的远大影响：「这些对人性的肯定与人性光辉的信心，直到今天仍旧深植于我的心中，在我自己的创作生涯之中，我非常庆幸能一直肯定地把握着手冢先生的这一个启示。」

1993年，杨德昌将个人电影公司（原名：「杨德昌电影公司」）更名为「原子电影」，不知是否源自手冢治虫首部长篇连载作品《原子小金刚》。他喜欢将热爱之物镶嵌到电影里，像是《一一》里头，洋洋房内那一只原子小金刚公仔、作为配乐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就连片头的婚礼场景，也挑在贝聿铭参与设计之作路思义教堂所在地东海大学。

③音乐——故事的起伏

杨德昌喜欢音乐，有迹可循。他的首部剧情长片《海滩的一天》，知名钢琴家青青（胡茵梦饰）早年因婚事受阻，对爱情绝望，远赴异乡进修音乐，返台后虽受瞩目，仍难掩内心的空寂苍白。佳莉（张艾嘉饰）的父亲是一名小市镇的医生，家中唱盘上播放的，是杨德昌role model之一贝多芬的曲子。到了为他赢得坎城影展最佳导演奖、也是他生前最后一部长片《一一》，这些元素又再度回归。这回，他携手钢琴家妻子彭锴立，为这部电影打造配乐。

杨德昌自小爱听音乐，其实是受父亲影响所致，他父亲常放古典音乐给他和哥哥听。儿时母亲曾送他和妹妹去学钢琴，他同钢琴老师似是不对盘，便未再学。《一一》里头，NJ谈及初次学琴，被钢琴老师拒绝，即是移植自杨德昌童年的经验。考取建中高中部后，自高一开始参加乐队，由军乐队进行曲而涉猎歌剧《阿伊达》，开始领略古典音乐之美。他有感而发：「音乐起伏所传达的快乐、悲哀、伤感、冲动、节奏、结构、组织，对我日后编剧启示良多。」

彭锴立说，杨德昌的音乐品味极好，贝多芬是两人皆偏爱的作曲家。《一一》片头，即改编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第四乐章 《欢乐颂》，其歌词取自德国诗人席勒于1785年创作之诗歌，唱道：「四海之内皆成兄弟」「在这美丽大地上／普世众生共欢乐」，这岂不是跟手冢治虫带给杨德昌的信念如出一辙吗？另一首贝多芬第14号钢琴奏鸣曲《月光奏鸣曲》（Sonata in C-sharp Minor, Op.27, No.2, “Moonlight”），则是借以烘托NJ与初恋情人之间的曲折情意。

片中，婷婷偕心仪的男孩胖子去听一场音乐会，台上拉大提琴的是彭锴立，后方着一身笔挺黑西装弹琴的则是杨德昌，演奏曲目是贝多芬大提琴奏鸣曲（Cello Sonata No.1 in F-Major, Op 5-1）。当然，杨德昌本人不擅弹琴，我们在片中听到的是事前录音版本，由彭锴立亲自弹奏。

杨德昌也热爱歌剧，歌剧女伶玛丽亚．卡拉丝（Maria Callas）、蕾娜塔．提芭蒂（Renata Tebaldi）皆是他心头好，他与妻子亦钟情义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Giacomo Puccini）。

④科技——相信创意和技术

杨德昌其实是工学院出身的。尽管自小即崭露说故事的天赋，疯狂着迷于画漫画、编漫画（从而打下日后坚实的编剧基础），亦习书法，升学时却为了不忤逆父亲，选择当一个中国传统礼教下认可的「好儿子」。

1965年，他考取交通大学控制工程学系，1970年赴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攻读电子工程硕士，毕业后曾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附属单位就职，替美国海军做研究工作。当年他返台未久执导由张艾嘉策划之台视电视单元剧《十一个女人》其中一部《浮萍》，工作照即见他穿着印有Washington University字样的T恤。虽说他自幼倾向艺术，但绝不能就此断定他在电子工程领域找不着乐趣。实则他是一个感性与理性皆极强大之人。

2001年，杨导接受《数位时代/Business Next》杂志采访，由陈炳勋摄影师拍下此照。 图／国家影视听中心提供

在一篇题为〈新的书写方式〉的文章中，杨德昌忆及三十年前他在佛罗里达大学做研究的创举。他未选择当时热门的硬体题目，如集成电路、操作系统，而专攻软体开发。他的研究题目——如何使用电脑处理中文文字内容——几乎尚未受到世人关注。那是一个打字机仍不支援中文功能、电脑主记忆体只有4K的年代。

晚上他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埋头研究，内心却拉锯着，他忧心，万一他研发的这套输入系统有机会被实际应用，电脑输入法跃升成为主流，那么书法艺术恐将永远消失。他的双脚，一只踩着旧时的温厚土壤，另一只却站在新时代的浪尖上。

最终他以这项研究顺利取得硕士学位，但中文输入法的普及要到二十多年后才真正实现。杨德昌说过：「未知」就是「创作」的原始动力。无论是年少时钻研输入法，或是日后投入电影，乃至创立动画电影公司、成立动画网站，他都大胆拥抱未知，积极探索新的书写方式。有一张照片，他倚着一台旧式电脑，发自内心真诚的笑，像是他的宣言。

「对新时代的作者来说，新科技到底带来了什么？它让我们有了更大的书写自由⋯⋯」杨德昌无疑是一个科技乐观主义者，相信创意和技术并肩作战，有助开创前所未有的事物。如今AI狂潮来袭，如果杨德昌还在，是不是也会像当年在实验室那般，既兴奋又挣扎呢？

⑤Edward Yang Red——对世界的热情

我们可以大胆推测，红色是杨德昌的本色。不过这显然不容易从他的电影里看出端倪。思及杨德昌的作品，或许会联想到炭灰、黯黑，清冷的色调无边无际罩下来。你可能还会记得，他偏好让女主角披上一袭洁白无瑕的洋装，纯真的联想呼之欲出。杨德昌电影里最显著的红，非《一一》莫属。婷婷和母亲出席婚礼，母女俩的服装，绛红与翠绿，并排一起对比尤其强烈。婚宴假圆山大饭店举行，映入眼帘的红毯、红柱，一把将观众抓入喜庆的氛围。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工作照。 图／国家影视听中心提供

私下的杨德昌，酷爱红色。他在片场经常戴着一顶San Francisco 49ers红色棒球帽，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到《一一》，前后足足十年，这顶棒球帽跟他形影不离。《牯岭街》拍摄现场，除了棒球帽，他还会穿上印有Haagen-Dazs的大红T恤，搭配同色领巾。他也穿红色的挺版衬衫、毛呢衬衫外套，寄发给亲友的讣闻上，他身穿一件红色毛衣，瞇着眼的招牌笑容，仿佛他只是一个调皮的孩子去了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远行。

他当然是属于红色的，他有一颗最炽热的心，对电影、对世界，永远怀抱热烈的乐趣。

◎责任编辑：胡士恩、林亚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