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社會事件簿】江一豪／翩翩棄物

翩翩弃物。（图／吴睿哲）

过了可以退休之后的很多年，罔市依旧住在工厂里。知道我要采访，推拖好几次才答应。听起来，她前半辈子过得跟人事资料一样，安静、稳定。生平大事，五根手指都用不完。作为那个时代，出身穷困的女性，很早就决定要认命，安安分分过日子，怎么也想不到会被逼得铤而走险，成为别人口中的无赖。

如果这样也算作决定，那就算吧，不然怎么办。犯头痛般，罔市熟练拿出随身携带的药膏，搽在太阳穴周围反复搓揉，貌似困惑地自问，事情要怎么讲？

「不然，我带你自己去看好了。」

从生产线开始，爬上四楼开始层层往下看，看完一厂还有二厂跟三厂。沿途路过各式标语列队，「精益求精」、「品质是企业的生命」、「以厂为家，以厂为校」，个个厉声挣脱文字自身限制，回荡出铿锵有力的训示，催促众人抖擞向前冲刺。

辛苦是有代价的。不然经济部历年颁发奖杯奖状，为什么要集中收在展示间显眼处，就是要供来客见证，此乃打造经济奇迹的模范生啊。

走到总经理室门前，罔市犹豫一下，但还是让我进去。蚊帐、浴巾等等起居用品，如同那些遍布厂房的突兀存在。不待我问，她幽幽补了句：「之前怎么是这样。」

潮起潮落，满地都是被遗弃的。

过往几度风光，此刻让给斑驳但醒目的腥红色喷漆覆盖：「关厂之父，误我一生！」、「还我退休金！」、「抗争到底！」依稀还能渗出呐喊。

老板跑了，抛下罔市她们变成关厂工人。

工厂、抗争跟家，三者间的交织层叠，冲突协调再冲突，片刻不停正反合，装置艺术般展示在我面前，但罔市看到的不是这个。她给自己炼成一套法术，让时间能随意回到十八岁那年：刚从其他工厂辗转到此，总算找到归宿这样，用青春排满班表。也不只是为赚钱，跟大家一起做事就好，加班愈多愈好，经理都说我们是在拚世界第一。

台湾曾经拿下的世界第一，从网球拍、雨伞、鞋子、电扇、热水瓶到味精，五花八门。即使后来知道这叫廉价生产，但由政府带头宣传，还是很有说服力。工人们都被感染了。除了赚钱，生命中从未赢过的荣誉，在此得到满足。跟其他同事一样，罔市终究忍不住掏出薪水，把公司当时最热销的收音机摆在宿舍床头，由歌声带路去梦游仙境。

那是她可以，翩翩起舞的年代。

什么装置艺术，这不是罔市要的。她很矜持地把不甘愿埋得很深，偶尔才从细微的表情变化，透露往事。

那几年，资本血液里流动的基因，趋使企业不分大小出外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加上员工陆续符合退休资格，台湾到处都在恶性关厂，新闻报导不时可见劳工上街，追着老板讨要资遣费跟退休金。经济奇迹变成神话，连带把罔市后半生的指望摔个粉碎。她是全厂最资深的女工，总经理说公司不能没有妳，再做一年就好。

本该千篇一律的故事，被罔市她们十几人像是走错棚，横生剧本没有的戏码，加演成超现实主义作品。

街头抗议大半年，一毛钱也没着落。没办法只剩这步，回去把紧闭的铁门撬开。原本试探性地逗留，到后来干脆接起水电，把家搬进工厂。白天轮流排班跟小黑、小黄二三只留守，傍晚放学、下班的陆续回来，那个谁开始点火热锅，那个谁谁去拣菜、摆碗筷，那个谁谁谁赶快写功课。吵吵闹闹三两下，粗茶淡饭搭配电视新闻上桌，多掺点盐巴、酱料，也是一顿家常饭。

营业大厅已无宾客来访，日光灯下只有罔市她们。微弱的身影在闲聊间随着夜深散去，让抗争日志又多加一天。

说起来，会遇到什么事，也是时代在决定。要怪就怪穷人运气差，一旦起风，往往得先低头。如果罔市她们没回来，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后来有人看上这块地，终于有机会算算这笔帐。

在我采访完几个月后，自救会接到通知说法官要来，罔市匆忙赶回工厂。这天，等了很久。疑惧、期盼、委屈、愤怒，还有那些不知道该怎么讲的，经年累积的滋味，争先恐后窜向脑门，着实让人迷茫。耳际嗡嗡作响，搽上药膏也不见效。整场会议听下来，感觉像在鬼打墙。

其实她明白，法官来就是要为点交作准备。

说到底，还是老板会算，先把厂房、土地抵押给银行搞一票，把工人丢了再省一笔。那我们算什么，劳基法算什么？「过去，算国家对不起你们。」嗯，还像句人话，大家开始跟法官诉苦。「但很抱歉，这里已经被拍卖，依法要请你们离开。」哼，这就是法律，只会放屁。

原本怀揣的一丝侥幸，至此完全破灭。

在工运团体协助下，老老少少动员起来。像只作茧的蚕，竭力把所有拖得动的铁架，一圈圈将厂房围起来。怕不够牢靠，还用点焊跟锁链缠绕加固。对于这种守势策略，有人主张放手一搏：至少要给社会来个震撼！之后说干就干，趁夜来回好几趟货车，不断把汽油送进这座堡垒，宣示飞蛾只有扑向熊熊烈焰才是真正蜕变的最后救赎。

罔市没有意见，她配合大家，尽本分做事，默默等待点交。

当天一早，我在对街隔着轻薄门板，偷听法官跟警方进行勤前教育：「大家可能会怀疑，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公权力来对付。那其实，这间工厂被人家占据八、九年，然后他跟你勒索五千四百万，你愿不愿意给他？」「这些人的诉求是，公司积欠他们半年以上的工资跟资遣费，但是这个负债的对象是这个电子厂的老板，并不是拍定人。所以我们可以轻易地分辨出，执行公权力的正当性。」

听着听着，我听见自己乱糟糟的心跳声，「今天来这边，只是要把他们的占用，从房子里面清出来，最后再把他们请出这块土地上。」

讲完，法官便指挥警力跟怪手陆续越过马路朝罔市她们这边开拔。「捍卫家园，保障人权！」由声援者组成的人墙试图阻挡，随着双方短兵相接，肉身改以激昂口号抵抗：「财团打手！财团打手！」一波波冲突，在民意代表来回穿梭下暂缓。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三点，这场协商，出乎意料最终以买家愿意提供补偿金，和平收场。

太好了，工人终于靠自己讨回公道。我这股喜悦，随即被迅速传播的耳语浇熄，大意不外是「玩假的」，或是「等着看，看他们接下来怎么分钱」，虽然都压低声量，但连我都听得到，想必罔市也知道。

折腾那么多年，最后变成一件丢脸的事。就像那次，她难得兴致好，「走，带你去杂货店，我自己也好久没去了。」老板娘听到这位老主顾居然还住在工厂，也没问所为何来，马上面带不屑：「没志气，再去找房子就好了啊。」罔市不争论，付完钱掉头就走。

我跟在后面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安慰。直到多年后，我才想到，应该跟她分享自己在三莺部落遇到的事。

某个傍晚，有名警员骑着机车扬尘而至：「县长待会要来。」一阵骚动后，大家很快达成共识：「先把聚会所扫干净！」奇怪，为什么这是第一反应，而且没有争议？接着就是比较细致的讨论跟盘算：「要不要点灯？」当时发电机是部落唯一的电力来源，得省着点用。县长要来，拉开发电机应该不过分？「不要啦，是他拆我们的家。点蜡烛，让他知道我们有多苦！」这个提议显然也获得共识，才能成为县长回忆的一部分。

县长后来公开说，就是那天，让他理解都市原住民的处境。

或许我们作了场戏，精确地说，应该是真实状态的临演。但对方又何尝不是？差别在于，弱势者上舞台的筹码少，代价大，而且演技差。在《朱教授老板的暑假作业》这部纪录片里，一群女工同样在追债，看到跟大家捉迷藏的老板终于现身，讨价还价后同意七折八扣清偿薪资。女工原本紧绷的面容，瞬间情不自禁开始掉泪，而他竟也慈祥地搂着她们，轻声安慰，宛如当年那个大家长一直都在。

离开工厂后，罔市想要作个小生意。我说这样很好，因为如果没有被耽搁，那是早该实现的事。「如果可以，也要找个时间去改名。」当年我才二十六岁，不懂这个决定背后的意味深长。眼看没有回应，她自觉失言，马上转移话题：「欸，之后要帮我搬家喔。」

那时我刚开始跑单帮，罔市很快成为常客，总拎着那几包黑色塑胶袋，在不同的廉价套房流转。直到离世前，她也没去改名，最后一个职业还是女工。

这没什么不好，只是很可惜，没能跟她多说一点。时代确实有进步，制度也在改，变得更讲道理、懂斯文，让人叛逆不起来。不过为了讨生活，领薪水的一样得挨个被秤斤论两，用身体跟时间搾出薪资，换算成未来只有明天，再多想就是笑话。还是年轻人看得透彻，早就知道别浪费力气，认真就输了。

罔市，妳不孤单。在轻飘飘的时代，孤单是最熟悉的朋友。我很庆幸，自己在那个善感的年纪，就认识妳们，同样在离开之后仍时常会绕回去看看，直到厂房改建成大楼为止。这段旅途埋入心里，长出挥之不去的沉重感，提醒我，没有人活该本来就是弃物。

罔市的话很少，转瞬就消失在人群里，遥远地走进很久很久以前。她总是这样，宛如自己不曾存在。

于是这次我决定，请她留下来，多讲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