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教育是与生命与生活息息相关（上）

绘图／黛安

（时报文化提供）

文学究竟如何走进我的生命中？我想应当是八岁那年，总陷溺在一个梦境中：我坐在一个巨大方块上，方块漂浮在外太空中，天幕上有闪烁的星星，四方有许多缓慢飘飞的灰黑方块，接近我，又飞走。

在没有科幻电影可看的一九七○年代，小脑袋里究竟如何形塑出这么生动的画面？我的第一堂文学课是从大量阅读中开始的，邻居大姊姊叶洁宇送了一大箱书，里面有《封神榜》、《三国演义》、《说唐》、《地心历险记》等中外文学。在此之前，我们家的书柜里只有《古文观止》、白先勇的《游园惊梦》、南宫博的《中国历史故事画传》和一些父亲准备特考的会计学教科书。

奇幻的小说总让人入迷，买不起儿童读物的穷孩子，就跑到国语日报的出版门市，锁定东方版的少年小说，一个下午囫囵吞枣读三本，带着满满的故事情节回到家中。绝对是脑神经太活跃了，到了梦里，总是会偷偷搭乘着巨大方块升空，漂浮到外太空去。

到了中学以后，阅读量大了，又让升学考试折磨，梦中总在算怎样也算不对的数学，倒是白天的阅读探险变得更丰富。

中学时期的台北正是威权与开放交替的空间，城市里到处涌现新奇的文字，特别在温州街、罗斯福路、汀州路一带，台大与师大生活圈中，过去悬为禁书的五四新文学、党外政论杂志、各色文学同仁刊物乃至左翼的经典论述，都悄悄从禁忌或边缘的角落现身，或以粗制滥造的翻印之姿，或隐没作者姓名，饱足一九八○年代时，学子们好奇的阅读欲望。

在此之前，鲁迅、周作人、沈从文、巴金、老舍等这些耀眼的文坛巨擘，教一纸禁令给冰封在文学史中，就连大学的中文系里，也乏人研究。在读高二那年，笔名艾农的赵润海翩然到辞修高中教书，担任「写作研习社」的指导老师，他带领一群不知现代文学为何物的孩子，读沈从文、周作人、鲁迅、老舍、茅盾、张爱玲，让我们有机会回溯断裂的五四传统，带我一堂又一堂精彩的文学课。他也极耐烦地帮我批阅诗作，从极为散文化的行与行间，告诉我何谓「诗的语言」，告诉我断句该如何运用，我从他工整的眉批中望见了意象、节奏与结构的奥妙。

艾农一边写作硕士论文，一边指导中学里的文艺社团，给同学开了一张长长的新文学书单，由我负责张罗来，供读书会讨论，《呐喊》、《徬徨》、《边城》、《骆驼祥子》这些现在俯拾可得的名著，可难倒了一个中学生。

在高二某个周末午后，信步从罗斯福路转往东南亚戏院，在两旁尽是小吃、成衣摊贩的小巷道中央，站着一个黑衣男子，瘦削、白晰的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身前摆着一只OO七手提箱，里面放着一叠叠书，我好奇往里一瞟，居然有鲁迅的小说。

黑衣男子用特务交换情报的谨慎，低声推销《呐喊》、《徬徨》、《阿Ｑ正传》给我，还附赠《关于鲁迅》的史料汇编一册。我兴奋地接过书，翻读翻印自香港，字迹有些模糊的书页，当下掏出钱买了下来，顺便带了沈从文的《湘行散记》。

临走前，男子说：「我下周还会来，不一定在戏院旁，也可能在台大附近。」

我记下了特务先生的嘱咐，可是从此在温罗汀一带瞎混，再也没见到他的踪迹。

倒是从那个时候起，翻版的二、三○年代文学开始大举出现在台大附近的书摊上。贩卖禁书成为一股挑战权威的知识力量，禁书摊有的摆在骑楼下，更妙的是有书商干脆用货车载书来，掀开帆布篷，不但有钱锺书、沈从文、老舍、萧红和茅盾的小说，就连《资本论》也赫然在列。我原本立志非中文系不读，但在送志愿卡前，受到简易老师的鼓励，就踏进了东吴法律系。

大学时期我就读于东吴法律系，我曾经在延平南路的法学院中遇见苏格拉底。法学院老师的教育强调苏格拉底式教学法，因为苏格拉底善于一对一的个别化教学，常藉审慎的问答诸难，叩竭学生心思，善于因材施教。东吴大学法律系比较法学组的教学法就经常利用苏格拉底式辩论，强调法律案例解析，学生必须事前预习并书写摘要，老师于授课时不断提出质问，让课堂经常保有张力、火花与现实的省思。这段时期，我加入了「南风」和「曼陀罗」两个诗社，保持大量的文学阅读习惯，也借由参与辩论活动，更熟悉了公共演说与修辞学的基础。

一九七○到一九八○年代之交在温罗汀逛禁书摊，固然颇为刺激，其实在旧书舖子挖宝，更会见到一些「隐姓埋名」的好书。汀州街上的「公馆旧书城」从靠近公馆圆环边上开始，到如今搬到汀州路三段，一直都是我搜罗书籍重要据点。高中时买到精装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或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都没打上作者的姓名，买的时候根本不识货，买后束之高阁，应付联考去，等上了大学后，拿给吴彩娥老师鉴定，才知道原来是大师手笔。

「公馆旧书城」的吴老板整理书籍的本事一流，狭仄的店面里，品类清楚，特别是文学书籍，依照开本排列，井然有序。穷学生零花不多，所以目标就锁定七○年初颇为流行的三十二开本「口袋书」，像是文星书店、大林出版社、晨钟出版社的系列作品。举凡余光中的《左手的缪思》、《逍遥游》、王文兴的《龙天楼》、施淑青的《约伯的末裔》、王尚义的《狂流》、林海音的《作客美国》、何凡的《不按牌理出牌》、於梨华的《变》、白先勇的《游园惊梦》等，多半折扣后，一本只要十到廿元，当时阅读成痴的少年，一举能多带几本书回家，自然不会放过。日后这些见证现代主义文学风潮的出版品，还能供写作论文的研究生参考，倒是始料所未及的。

穷小子除了在旧书摊翻找文学经典，看看过期党外杂志外，偶尔走进「香草山书屋」或是「书林书店」，都会有莫名的惊喜，找到文学圈同仁杂志发行的刊物，或是诗人自行出版的诗集。特别是香草山书屋，本来在傅园旁，后来搬到对街上，作家托售的诗文集，多半放在矮柜子里，俯身寻觅，找到心仪的书籍，到柜台结帐时，体贴的店主人会放进一张精美的书签，上面写着泰戈尔的诗，配上精美的插图，让人难忘。

研究所我在传播学院遇见另一个苏格拉底，是在街头谈哲学的教师。在历史上苏格拉底是兼业教师，不以教书养家活口，他每天徘徊雅典街头，聚众传道授业解惑，求以普渡混混沌沌的雅典同胞，他不在乎有无固定的教室、教材及学生，只要大家向学，求责去愚。政大传播学院的老师们带领学生一起从事媒体改造运动，推动公共电视法制化，进行媒体监督，让学生体会知识与社会实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更细密地教导了学生修辞与写作的方法。

我在政大新闻所上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几堂写作课，臧国仁老师的「采访写作研究」、郑瑞城老师的「杂志写作」还有林元辉老师的「报导文学」，都精彩绝伦，我保留了老师们的授课计划表与读物，一路带进中文系我任教的课堂，成为我的秘密武器。

回想起三十多年前，臧国仁老师就把「采访写作研究」这门课，设计成「做中学」的编采实验室，所以我们一批菜鸟研究生，每周既要读大量的新闻、采访与认知科学的论文，同时要到新闻现场采访，开线索会议，竞争上版面的机会。

臧国仁老师的翻转教学，让学生自主学习，他可一点也没放过自己。我们写的每一篇稿子，他都细心批改，细到提醒我：「文蔚，请买一本《如何使用标点符号》，你不太会用分号和句点。」更重要的是，老师教会我如何更生动地书写，避开形容词，让文句有力量。

相对于当时许多新闻写作课，多半在练习「改写新闻」，或是采访写作，臧国仁老师已经导入「企划写作」。有个练习是要我们提出「双十节」的新闻企划，在节日期间多半都是华侨归国、国庆宝宝这一类的新闻。我到图书馆翻各种年鉴，找到《世界发明文献中国名人录》，逐页查询，有四位发明家是双十节诞生的，于是企划报导他们的创意与贡献。搭配刚找到一本有趣的论文，研究「二十位杰出发明家的生涯路」，对发明家的特色、人格以及生活态度较有认识，因之觉得这个题裁也相当可行：「辛亥年革命建国，看今朝发明济世。」作业上缴，老师似乎觉得还可以，上课时小小表扬了一下。

老师把我们丢到现场，不仅仅要跑新闻，企划故事，还测验我们如何能取得陌生人的信任！当年正好是立委选举，因此有个作业是到不同立场的候选人政见会，采访听众。于是我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晚上，选择了两场政见发表会，一场是民进党的颜锦福，一场是国民党籍的郁慕明。我一直记得在金华国中礼堂，颜锦福的政见发表会会场中，许多听众热情说出支持反对党的理由。这次的采访经验很难得，让我一生都乐于试着和陌生人谈话，练习发问，打破藩篱。

另一个有趣的作业是，跟着一位资深记者跑一天新闻。我请民生报记者薛荷玉当我的业师，她十分热心，配合程度甚高，主动连络，并对此次采访工作提出规划与建议。我在十二月十二日早上跟着她走进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张隆盛接任环保署署长不久由于接近大选，因此报社重点放在选举新闻上，而且张署长上台后对于许多的政策渐渐趋向保守，因此恐怕没有有趣的新闻故事。

记得当天薛荷玉还带我采访她的副线──科技。这一条线是中国时报记者李景骏介绍的，内容是国人开发出的电视绘图板，特点在于可以画动画，并且结合教育功能，十分有趣。我侧面观察，薛在采访这一则新闻时因为对于事件较为陌生，问问题使用较多开放性的问题。事后，我们各自写新闻稿，老师还要我比较专家和生手写作的差别。如今回想起来，一位老师愿意压缩课堂时间，同时导读理论，指导采访，修改文字，是多么难得啊！我总觉得在通往传播学院的长廊，我应当遇见苏格拉底了。我的传播学院中，有臧国仁老师愿意不断和学生辩论，批判思考，逼问我们究竟一门课程究竟该如何教？又该如何学？成为当大学老师后最重要的养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