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試煉德意志（上）：「德式防疫」一言難盡的神話破除
德国是许多外媒眼中的「欧洲防疫模范生」，不过本文要借助德国自家媒体的批判视角，为读者提供一言难尽的外媒漏网镜头。图为5月初，刚刚重新开馆的德勒斯登历代大师画廊。 图／欧新社
读者且慢开喷，这不是某国制造的假新闻。而是德国联邦所属的疾管研究机构罗伯科赫研究所（RKI）在2012年时，以2003年SARS为参照，针对未来可能爆发未知冠状病毒疫情所预想的模拟情境。
其所设想的病毒特征、传播模式、疫情效应，都和2020年发生的实况有惊人的吻合。但这不代表德国有了先见之明，于是在COVID-19危机中，表现得比其它欧美国家亮眼。事实上，德国在2020年疫情中的表现，也不幸被自己2012年所写的剧本言中：反应太慢、猝不及防。
先前《纽约时报》曾惊艳于欧美疫情中的「德式例外」，并列举一系列德国抗疫成绩亮眼的理由。例如：健全的医疗系统、大量筛检、民众高度信任政府...等。不少外媒的类似评论，都让德国在这波疫情中，赢得了相当正面的国际观感：政府有能力、民众有理性、医疗系统有准备。
但本文要借助德国自家媒体的批判角度，为读者提供这位「欧洲抗疫模范生」一言难尽的外媒漏网镜头。让我们从德国疫情的起点说起。
政府有能力、民众有理性、医疗系统有准备？事实上，德国在2020年疫情中的表现，不幸被自己2012年所写的剧本言中：反应太慢、猝不及防。图为防疫期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上的雕像。 图／法新社
▌遥远东方的病毒？松懈的第一道防疫警戒线
德国本土的首例确诊显得相当单纯可控：1月28日，总部位于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旁的汽车零件供应商伟博思通（Webasto），传出一名员工在公司内训活动结束后确诊。感染源是从该集团的上海分公司来德授课的中国讲师，这名职员虽然人住上海，但前此曾到湖北探亲。
由于这个汽车大国高度依赖中国市场，此案作为首例的脉络既合理又符合预期。既然可预期，当然也就「可防可控」——封厂、撤侨、隔离，解决。
然而在伟博思通停工的两周之间，员工确诊数却扩大到14人。这引发了一波囤购消毒用品的风潮，也让部分医院涌现看诊潮：不少民众只因些小症状，尽管没有旅游接触史，都怀疑自己染上武汉肺炎而急忙要求检验，一时之间让医护人员疲于应对。
1月底，慕尼黑爆发的第一波感染，让部分医院涌现看诊潮：不少民众只因些小症状，尽管没有旅游接触史，都怀疑自己染上武汉肺炎而急忙要求检验，一时之间让医护人员疲于应对。 图／新华社
半个月后，从武汉撤回的德人平安度过隔离期，疫情也没有继续扩大，德国社会短暂浮现的焦虑又被压下台面。RKI当时评估：德国境内染疫风险为「极低」；首批病患的主治医师在媒体访谈中表示：COVID-19的致死率和流感相近，甚至比麻疹还不具传染性。同时也不认为此病毒会像在中国那样于欧洲和德国爆发，「因为我们拥有非常优秀的医疗系统，能将疫情阻挡于外」。
根据德国趋势调查（Deutschlandtrend），当时有8成以上民众认为「政府对疫情掌握良好」，亦不担心自己会被感染。病毒显得相当遥远，且无害——那不过又是一种流感罢了。
当时联邦健康部长史潘（Jens Spahn）亦如此作想。1月中国传出疫情之时，史潘即以所谓「审慎从容」（wachsame Gelassenheit）的姿态来面对，一再强调德国对疫情「有关注、有警觉、有良好准备」，更不只一次将COVID-19与流感相提并论，暗示民众毋须过度反应。
2月初，巴伐利亚的疫情迅速冷却，中国则在各地实施封城后，官方宣称的每日确诊人数突然雪崩式地下滑，这都加深了联邦卫生部长对疫情的乐观判断。史潘的理由是：中国提供的资讯已较2003年爆发SARS时更加透明——WHO也证实了这一点；况且新型病毒引发的症状甚至比普通流感还要轻微。
2月，德国8成以上民众认为「政府对疫情掌握良好」，亦不担心自己会被感染。病毒显得相当遥远，且无害——那不过又是一种流感罢了。图为5月初，德勒斯登历代大师画廊逐步解封开馆，馆方也用画作，示警防疫、保持社交距离2公尺、勤戴口罩。 图／欧新社
▌「亚裔等于中国人，中国人等于病毒」
就在伟博思通复工的同一天，有专家建议应于机场设置体温检测，史潘则在国会报告时霸气回应：政府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感染者未必会发烧，这个措施「毫无意义」，只是在搏版面做秀罢了。话都还没说完，台下议员已一片掌声。
此刻，COVID-19对于德国社会的意义，大体而言是个该被嗤之以鼻、该被讽刺的对象：它代表民众不理智的歇斯底里、代表少数专家的反应过度和哗众取宠、代表继之前在德国抢买奶粉后现在又重出江湖大肆搜刮口罩的中国大妈、代表「亚洲人」荒诞的饮食癖好和堪忧的卫生环境、代表中国民众自顾自地将木板钉死在湖北籍邻居大门上的洒狗血镜头。
最后当然也代表着德国社会日常的种族刻板煽色腥：
《画报》（Bild-Zeitung）作为德国拥有最多阅众、最俗民的新闻媒体，对1月下旬疫情的反应，首先是发布一名中国女子在餐厅喝汤的短片——被煮熟的蝙蝠死不瞑目，面露狰狞獠牙泡在汤碗里。在德国出现首例后，该媒体的提问角度则是：我还能吃幸运小饼干吗？（好比假设德国发生疫情传到台湾，而台湾媒体的报导标题是：「我还能吃德式香肠堡吗？」）
德国公视第二台的政治讽刺节目《今日秀》（Heute-Show）为了挖苦当时民众的恐慌、嘲讽广为流传的阴谋论（「病毒是比尔盖兹放出来的，为了大赚疫苗钱」），乃郑重揭发「真相」以正视听：病毒是由本台隔壁棚某节目主持人在一次海滩外景中打喷嚏感染一只海龟，随后海龟被黑心食品商做成香肠，进了黑心香肠饕客联邦经济部长阿特迈尔（Peter Altmeier）的胃里，再辗转感染给梅克尔；梅克尔则于日前访中行程中经咳嗽传染给熊猫——而武汉最受欢迎的路边小吃正是熊猫宝宝沙拉。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德国街头开始有行人在与亚裔擦肩而过时，掩鼻掉头而走。不同亚裔媒体人陆续在报导访谈中叙述自身遭遇：在地铁开门准备下车时，迎面而上的乘客嘀咕道：「来了个Corona，快滚下车。」在超市排队结帐，身旁一名顾客自己打了个喷嚏后望向他说：「我们都知道这是从哪来的。」
接着传出有诊所拒收亚裔患者，还有诊所里的病患们突然从候诊室夺门而出，冲到柜台讨要口罩，只因有一名他们认定是中国人的病患，进门之后咳了嗽。鉴于「亚裔等于中国人，中国人等于病毒」的公式，亚裔人士不敢在公共场所咳嗽打喷嚏、戴口罩时则被旁人瞋目怒视。新闻报导了一名中国女子在柏林地铁站被辱骂殴打；在慕尼黑，同样有中国女子被邻居喷上一身的消毒水，并被威胁要砍掉她的头；推特上，亚裔人士发起了#IchBinKeinVirus（我不是病毒）的推文串。
「被感染病毒的海龟，之后被做成了黑心香肠，联邦经济部长阿特迈尔吃进了胃里，再辗转感染给梅克尔；梅克尔则于日前访中行程中经咳嗽传染给熊猫——而武汉最受欢迎的路边小吃正是熊猫宝宝沙拉！」政治讽刺节目《今日秀》（Heute-Show）曾如此挖苦讽刺，对于病毒的恐慌。 图／《今日秀》（Heute-Show）截图
▌百姓从容，医护惶恐
2月中旬以前，近9成表示不担心被感染的民众，与民调漏网的日常恐慌并存，乐观从容的漫不在乎与歇斯底里的正常能量释放，两者以一种怪异的方式结合，在德国社会里并行不悖。而这只「不过又是一种流感的」COVID-19病毒仿佛更属于群众心理、种族政治的议题，需要的是政治正确的解答。
但此刻对COVID-19最合理、最具体的担忧，则来自德国的一线医护人员。近十余年来，德国医院营运普遍每况愈下，有6成医院都挣扎于财务赤字。此问题也直接反映在医护人力短缺与严重超时工作上。
去年12月底，德国医疗机构研究院（Deutsches Krankenhausinstitut）郑重警告：全国护理人员的缺口已达1万7,000人，76%的医院都缺住院医师。这意味着全国至少有3分之1的医院恐被迫暂时关闭部分加护病床，因为就算有床位有硬体，也没有人力去照护病患。
近十余年来，德国医院营运普遍每况愈下，有6成医院都挣扎于财务赤字。此问题也直接反映在医护人力短缺与严重超时工作上。 图／路透社
就在今年德国出现COVID-19首例的前几天，全国医师工会马堡联盟（Marbuger Bund）发表了一份调查结果，为各地哀嚎的住院医师发声：
63%的医师每周工作时数超过48小时，其中22%超过60小时，平均每周超时工作近7小时，同时也有26%的医师拿不到加班费，也经常要连续值班24小时。（以上数据请读者先以德国标准来理解。虽然德国血汗情况无法与台湾相比，但这并不表示德国就值得羡慕。）这导致有59%的医师感觉工作负担过重，74%有职业过劳的症候，如失眠和体力透支，15%因而求助过精神科。
压力最终的结果是——平均每5名住院医师中，就有1人正认真考虑转行、放弃从医。
上述调查结果发表的当天，即有媒体就此质询联邦健康部，后者则仅以两点回应：各医院查无普遍违反劳权之情事、且监督工时实属各邦政府之权责。换句话说，就是把皮球踢给了地方。
讽刺的是，就在同一天晚上，史潘现身受访时首度公开表示：对COVID-19疫情有「充分准备」，且「对德国的医疗系统有信心」。
平均每5名住院医师中，就有1人正认真考虑转行、放弃从医。 图／美联社
▌被拖垮的臃肿医疗系统
事实上，医疗系统对于梅克尔的历届内阁而言，始终都是难以处理的烫手山芋，而问题的根源可以回溯到2003年的医疗政策大转向。
千禧年前后，以社会福利国自豪的德国，正面临许多医疗资源匮乏的国家难以想像的问题：医疗系统过于臃肿——简单来说，就是德国的医院太多了。
由于供过于求、客源不足，医院普遍面临营运危机，于是变相从病患身上增加收入。当时健保给付制是「按日给付」（Tagessätze），患者疗程越长、住院越久，健保给付就越多，这也让医院利用各种诊断上的灰色地带尽可能拖长疗程，特别是刻意「留客过周末」的情况相当普遍。
医院诊断不透明、强留病患的风气，导致了医疗资源浪费与患者权益受损。同时，政界也渲染着对健保浮报滥支、医疗开销爆炸的担忧。于是就在朝野各党的一致共识下，德国开始着手进行医疗系统的彻底改造。
当时认为的治本之道是为医疗系统进行大幅瘦身，而关键的政策切入点，则是将原先健保的「按日给付」改变为「个案固定给付」（Fallpauschale）。这套新制又称为「DRG（Diagnosis Related Groups）系统」，其给付的原则是：同一诊断分类下的个案，无论实际疗程的长短，最后给付额都是固定的。换句话说，就是从原先的按时计费，变成吃到饱方案。如此，医院将不会再强留病患，且不得不在治疗过程中尽可能提高效率、减少浪费。
医疗系统对于梅克尔的历届内阁而言，始终都是难以处理的烫手山芋，而问题的根源可以回溯到2003年的医疗政策大转向。图为3月中，内阁会议上的总理梅克尔。 图／美联社
这项改革背后的政策逻辑，其实是要借助市场经济的力量来促成医疗转型：政府制订一套公开透明的价目表，然后放手让医院互相竞争、提供符合性价比的医疗服务，如此就能假手市场机制，将所有愿望一次满足：
既能让作为消费者的病患在医院竞争中受益，又能形成退场机制汰除原本就多余的小型医院，最后当病患都集中在少数大医院时，还能带来规模经济的效应：大医院可以借此大刷经验值，变得更加专业化，因而提升医疗品质。
此外当然也有很现实的政治考量：政治人物苦恼于地方财政窘境，但没有人敢冒大不讳，把过剩的医院给直接关了，于是就绕着弯向「市场」借刀。特别是在当时流行将公共服务私有化的大纛下，这刀借得可谓大义凛然。
上述医疗改革的美好想像，结合了政治人物对风向的敏感、不分党派地顺水推舟，最后被总结成一句简单的口号：「医疗商业化」。只是当改革实际上路之后，情况就开始歪楼了。
——▌接续下篇 〈瘟疫试炼德意志（中）：救病但救不了自己的畸形医疗系统？〉
——▌接续下篇 〈瘟疫试炼德意志（中）：救病但救不了自己的畸形医疗系统？〉
健保的「按日给付」改变为「个案固定给付」，「医疗商业化」的改革美好想像却在实际上路之后，情况就开始歪楼了。 图／美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