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多元语言经验

（图/翻摄自中时新闻网直播画面）

我是成长于福佬人的家庭，讲闽南话（台语）马马虎虎；家里使用的日文字汇较多，父母不想让小孩知道的，会使用日语。本省人国语不标准，即使没有「台湾国语」，较难参加演讲比赛。对我来说，当下除了注音方式中文输入总是有ㄓㄔㄕ跟ㄗㄘㄙ不分的困扰，日常生活沟通没有大碍。在淡江的长官会叫我「苏赠轰」，听来十分亲切。

外婆是客底的（福佬客），母亲小时候跟她的外婆住，所以会简单的客家话。我在苗栗三义住过，耳濡目染，浑沌接触客家人委婉的想法。大学4年住侨生宿舍，听多了广东话，有点混淆，加上内人不懂客语，缺乏使用的机会，最后一次开口是多年前在高雄，零零落落。倒是每年的客家台庆及客协春酒，是我小学程度的四县客家话，硕果仅存复习的机会。

父亲从小鼓励我们，学会英文可以读西部小说，颇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味道。金门当兵回来，一度上班翻译艺术百科全书，后来考上中广，政大的前辈猜我是新闻系毕业的，台大学长则以为是外文系，其实是农经的。出国念书，还是靠语文能力顺利拿到学位，读写听说应付得过去。偶而跟老美喝咖啡，外交官懂得阿谀，会说「你的英文比我的中文好」。

我的大学纪录「不干净」，一直百思不解为何可以考上中广当英文编译，或许是老士官长美言。也有一说，因当时发生海山煤矿灾变，痛定思痛，电台希望能找一名也懂台语的人。倒是上下班会碰到白银阿姨，她说「你的国语不标准，要来上正音班。」从1990年代的地下电台，到后来电视台的叩应节目，观众会讶异，大学教授竟然会讲流利台语，内人老是嘲笑没有那么道地。

在日本时代，念高女的傍晚下课回家路上，吱吱喳喳，走过商家凉亭，自动切换为日语，那是淑女的自我要求。大一跟同学在台北火车站前排队等巴士去石碇郊游，听旁边人说，「XXX很正、可惜讲台语」，原来，语言象征身分地位。现在，民进党政府要把英文当第二官方语言，完全误解「国际化」的真谛。

语言作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工具，除了是升学及就业的能力，更代表社会流动的机会，并非一般所想像的那样中性。特别是对少数族群而言，必须先学习支配者的语言，才能获得知识或是被接受，多了一层无形的关卡，必须加倍努力，立足点并不公平，斯里兰卡殷鉴不远。

台湾人出国到欧洲旅游，多山的瑞士往往必须拉车，司机兼导游通常是义大利裔的，不要说法语跟德语，连英文也通，说好听是语言天分，其实是少数族群的无奈。以前搭校车台北淡水通勤，外省同事会使用台语跟我交谈，我则用华语，错愕中尊重。有一回，一位国语字正腔圆的女同侪腼腆地表示，她是念国语实小的，反倒是让我觉得不知道要如何接腔。

在多元族群的国家，族语更是认同的来源，未必是妨碍国家团结的障碍；如果不能同中存异，反而会妨碍异中求同的目标。我们如果真的服膺多元文化主义的信念，应该超越肤浅的文化消费，而是保障大家自由选择使用语言的权利。至于共通的语言，西方并非没有经验，以战后的加拿大为例，不只是公家单位，连军方都致力双语的实践。如果有心，其利断金。（作者为东华大学民族事务暨发展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