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陈耀昌挤挤眼

小说作家、医师陈耀昌最近出版短篇小说集《头份之云》。（本报资料照片）

（允晨文化提供）

根据陈耀昌医师自叙：〈老大昌幻想曲〉这篇小说写于1967年，是投稿台大医学院《青杏》的作品。老实说：我反复读了几遍，一直没能弄明白故事（如果有的话）里的科学内容－－不但推论不懂，连命题是什么也完全不明白。

但是，用我长年读小说的直觉来看，那科学方面的疑难一点也不重要。毕竟人类、物种乃至于现存世界的一切，也就是吾人称之为万物的东西，终将归于毁灭。其形式不外乎「地球必向太阳中心坠落」；而无论是白辽士的「走向断头台」或者是贝多芬的「送葬进行曲」，大约只能说是作者对于预言这番播弄的一个带着嘲谑的隐喻罢了。

「老大昌 / 小人物」的幻想曲不期然却预示了陈耀昌医师日后不甘于干医师分内之事，他用「耀昌剃刀」（Yoccham’s razor）改换了「奥康剃刀」（Occam’s razor），来暗喻他能够「祭起照妖镜」（运用逻辑思维的工具）使得「梦的伪装部分顿时原形毕露、无所遁形」（梦，既可以是回忆，也可以是现实，也可以是历史，更可以是信仰所不肯置疑的神祇、价值甚或真理）。只不过，我们要谨记：「奥康剃刀」的原始意义是：若对同一个问题能够提出多种理论，且每一种理论都能够作出同样准确的预言，那么，这个理论的假设越少则越好。

换言之：被哲学家借用为逻辑学法则的这把剃刀大意可以是说：较简单的理论比复杂的理论更好，是因为较简单的理论更容易加以检验。

那么，「耀昌之刀」既然豪迈地自称宅「不是奥康之刀」，显然他的照妖镜是要走向相反的理论－他要建立更多的假设；假设回忆是经过扭曲的，现实是经过变造的，历史是被误会而形成的，神与我们惯常信仰的价值与真理也都是透过某些被人们忽略的认知机转而打造的。托尔斯泰是不是早就说过：「历史是众人同意的传奇而已。」（History is agreeable legend.）

我和陈耀昌医师相识三十年，勉强也算是他同一代的晚生。我们那一代的文青有不能不读之书。即使未能从这些文学经典上穷究其理、发明其义，若有某些浅明易见的概念不能琅琅上口，则不免会为同辈的文青讪笑。

试以最浮泛平常的例子言之：佛斯特（E.M. Forster）的《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the Novel, 1927）说「国王死了，然后王后也死了」，这是「故事」，也就是按时间顺序安排的事件陈述。而「国王死了，王后也伤心而死」，则是「情节」──在情节中，仍然保有时间顺序，但是已为因果关系所掩盖。

陈医师与我差不多年纪，而在西洋文学教养的薰陶下或许也曾接触过佛斯特这一套在文青群中显然熟极而流的著名理论。可是，他似乎并不在意推进情节的技术如何摆脱过于简单、甚至寡谈无味的文献材料的限制。他苦心经营的是比「简单的假设」更复杂一点的可能。当人们已经惯常接受而相信的事物尚有余味余趣，必然是它超乎吾人的认知而「原来有另外一番真相」，我们常用的一个词：翻案。

因此，除了前文提到的〈幻想曲〉之外，收录在本书之中的大部分作品都跳脱了佛斯特式的因果情节观，而代之以别具只眼的史料判读。其中，〈刍狗的正义〉最为熟练。陈医师确实试图建立一个夹缝中几乎无法立足存身的角度去为「转型正义」拈出难能可贵的慈悲和宽容。

小说作者似乎在提醒着：当后世之人一方面试图还原历史真相，一方面又试图巩固单极是非的时候，正义却可能因此堕入益发武断且模糊的知见僵局。

是的，陈医师设若也会写一部「小说观」的话，大概不会着眼于佛斯特所谓的「因果关系」（Causality）；令陈医师着迷的总是「当人们众口一声以为某个角色如何被命运扭曲摆布」的时候，挥舞着「耀昌之刀」的叙述者却告诉我们：「其实，命运是在以另一个方式扭曲摆布着这个──以及另外一群人」。他总要辗转发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固然，这也是佛斯特批评过的：「在巨大的命运轨迹下人物变得渺小卑微，使我们怀疑他的真实性。」

然而，小说家闯入角色个人的内心世界、将他对人性的独得观察作一犀利的解剖，这本应是走出亚里斯多德式的悲剧观所宰制的戏剧性美学的载体。唯其如此，角色才不会一再沦为对造化弄人空唱奈何的自怜工具。只不过陈医师更愿意让角色的情感再三为更巨大的、不由自主的力量所牵动，而显现其值得被同情的处境。

犹如在〈粤东二十七公〉里的何义，他和另外二十六个被迫在「台湾民主国」号召之下「战无可战、降无可降」的散兵游勇在逃亡途中和民众起了冲突、横遭误杀，但是，日后却受封为「粤东义民」拥有了「褒封粤东忠义诸公之神位」的祀享。

陈医师花了相当的笔墨去刻画何义不知死为何事而已经死去的场景，甚至感官（如：飘飘然身轻如燕、经声佛号充满耳际、眼前乍亮有如走出隧道……），到最后，何义甚至还搭上了返回故乡的船只，与他同行的居然还是「台湾民主国」的副总统丘逢甲。这个荒诞悲凉的情节似乎必须建立在没有深度意识的角色身上才会使得那渴望更加沉重，才会使那悲伤更加绝决。我们做读者的也更因角色是个「扁平的小人物」而发出了自然而然的同情。

〈牡丹头颅的复仇〉也有类似的映衬之笔。四颗流落在爱丁堡一百三十六年的排湾族人的头颅回家了──如果以牡丹社事件的杀戮日为起算点，这四个头颅已经在外漂泊了一百四十九年。陈耀昌医师以第一人称叙事者「我」为媒介，给了读者一个简明版的《斯卡罗》故事大意。

这是一个「见鬼的故事」。既不恐怖，也不残忍。血腥味早就干涸飘逸了；但是还能展现灵力的Aruqu父子身为幽灵的状态似乎更像是喜剧性的。他们聆听也诉说着牡丹社事件的边边角角，对象就是作者所化身的那个「我」，「我」既提供了注解大小Aruqu生死之谜的文献材料，也透过这一对父子的自剖而覆案了他还原历史现场的企图。「祖灵」仿佛就是解答排湾族被殖民者遭压迫、受操弄、被弃置侮蔑的见证，但是迟到了。

Aruqu的复仇似乎也带着些荒谬意味地失了准头，但是作者给了我们一个更荒谬的结局。在返乡（犹如〈粤东二十七公〉中的何义和丘逢甲），于是竟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先生，要来一些wine吗？」在机吃完中餐后，空中小姐笑瞇瞇地问着。

「好，给我一杯白酒。还有，有威士忌吗？有Johnny Walker最好，我这位朋友会很高兴。」我指了指我身边座位的箱子。

空中小姐有些莫明其妙的神色，还是拿出一小瓶黑牌约翰走路给我。

「对不起」，我厚着脸皮再问：「可以有四瓶吗？」

我们在四个箱子前的餐桌各放了一瓶酒。「四位牡丹英雄，干杯，MASARU﹗」

「Aruqu，干杯﹗我会把2023年的你，回到一九一四年去复仇的事写下来，这是我亲眼看到的。至于读者有没有悟性，是他们的事。」说完，我自个儿笑了起来。

方才的空中小姐又回头望了我一眼，我也向她挤挤眼，心中说：「妳不懂的，因为你们没有天线，我有。你们只能停在Universe，而我可以去Meta Verse﹗哈哈。」

我猜想：陈医师在写到这故事尾声的时候，应该特别感到轻松愉快；他那非职业小说家的天真本色便流露出来了──故事中的「我」实在不应该向那位空中小姐「挤挤眼」的，那是一个完全没有必要的小动作，在虚构故事里，应该只有史恩康纳莱所饰演的James Bond这样做才不令人觉得那是糟老头。

不过，也许还是可以容忍的罢？毕竟，〈牡丹头颅的复仇〉里所动用的推理工具──那头颅骨底下的知识记忆、逻辑推导、以及丰富紧致的想像力，都是一个侦探或谍报人员所不可或缺的。那只眼该不该得意地挤那么一下呢？让我们像个侦探一般反复琢磨琢磨。只不过，请不要忘记佛斯特的警语，他引用诺曼道格拉斯（Norman Douglas）写给劳伦斯（D.H. Lawrence）的一封信里的片段：

「小说家的笔触」产生于对人心的复杂多变缺少体认。它为了文学的目的，仅选取人性中的三两种特性──最能耸人听闻，所以也是最有用的特性──而将人性的其他部分弃而不顾。……这就是「小说家的笔触」，它歪曲了人生。

幸而陈耀昌医师还不是职业小说家，他在人生的边上，还有笑着的余裕，既冷亦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