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成为两个对立世界的交锋战场

电影与文化冷战：美国外交与亚洲电影网络的起源（阳明交通大学出版社）

香港对于亚洲基金会（TAF）的战略重要性体现在它对东南亚海外华人在地理、政治、经济上的影响力。而东南亚是TAF在亚洲任务的重点。TAF的海外华人计划提出，自1953年起海外华人人口「已超过一千两百万并构成了海外最大的族群」。同时TAF注意到海外华人社区对祖国经济的贡献。1950年初，香港正经历人口大量流动，一切都变得非常不确定，令人焦虑。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数以万计的中国人逃往香港以寻求一个更好的未来。因此香港这个殖民地的人口从1945年8月的60万飙升至1951年的250万。许多中国难民仍旧与中国大陆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路燕指出，这些难民将香港这片英国司法管辖区视为「一个能将他们送往更安全，更稳定住所的中继站」。这些难民更是背负着沉重的意识形态包袱来到香港。香港，这个英国皇家殖民地因此变成两个对立世界的交锋战场。

罗伯．布鲁姆认为，香港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亚洲华人媒体的国语／华语产制中心。他写道，「在东南亚，公然为赤色政权宣传的出版品已然失势，因此中共将战略焦点转移至如报纸、杂志和电影这类传统上不属于共产主义的媒体。大量针对海外华人的赤色意识形态宣传材料涌入亚洲国家，大多以体面的杂志形式出现。因为海外华人将香港视作他们的知识与文化中心，所以TAF认为，关键在于要大量研究这些媒介以使它们脱离共产党的支持」。

TAF的电影团队因此认为，香港电影业大部分已经被由中共资本赞助的共党影人控制，香港最成功的华语电影「一般而言都是共产党的」。如长城、凤凰、中联、光艺、龙马等公司自1949年中共建国以来就一直在本地市场非常成功。毫不意外，长城影视是TAF的主要目标。长城影视由袁仰安和张善琨共同创立。更重要的是张善琨被称为「战时上海的中国电影大王」。张善琨与东和商事（Towa）负责人之一的川喜多长政在日据上海时期交情颇深。然而，正当TAF在香港开展电影业务时，大多数左翼电影制片厂正面临经济困难。这些电影制片厂必须顾及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市场，因此他们所制作的电影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无法达到足够强的政治宣传效果」。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影片无法进入台湾市场。这令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因此长城影视的制片量从1952年的10部降为1954年的6部。TAF将这个趋势视为可以行动的「好征兆」。

坦纳表示「亲民主阵营的电影应该在香港制作」，并强调这类电影应该是「优质且娱乐性强的」。由史都华强烈支持的旧金山办事处已经承认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越南和台湾是华语电影的巨大市场（占据了全部海外华人市场三分之一）。米勒估计这个市场拥有超过两千万的潜在海外华人观众。如果TAF能够制作「优质且娱乐性强的」电影，那么他们一定能够影响大部分居住在东南亚的海外华人。旧金山办事处决定帮助一个坚决反共的记者张国兴，他的目标是削弱共产党对香港媒体的控制，并协助稳固业界非共产党的力量。张国兴于1951年11月向亚洲基金会（当时被称为自由亚洲协会）提出「民心之战三维计划」（Tri-Dimensional Project for the Battle for People’s Minds）。这个「三维计划」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建立一个出版社、一家电影制作公司，以及一个知识分子俱乐部来削弱「红色」势力对香港媒体的影响，从而加强非共产党势力在香港媒体的力量。这三个机构会相互支持并共同大量生产能够彰显「传统自由中国价值观和自由世界原则」的书籍与杂志。（三之二；摘自《电影与文化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