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父辈记者们的大时代魂魄

作者父亲尹元甲（前排右一）赴金门参访。（东美出版社提供）

采访金门砲战殉职的中时记者魏晋孚先生遗像。（本报资料照片）

作者父亲尹元甲（左一）赴金门参访留影。（东美出版社提供）

（东美出版社提供）

爸爸特别怀念抗战胜利后，和他在镇江一起当记者的魏晋孚。魏晋孚在抗战时冲过火网交织的战场，却在来台后，因为采访八二三砲战，葬身料罗湾海底。

父亲在对日抗战初期就加入了军报队伍，军职归编在政治部。国、共内战，国民党军政系统被共党人士渗透，父亲以报社的职务做为掩护，为国军收发、传递情报，与他结交的新闻同业，没有在战场身亡的，多随国民政府迁到台湾。爸爸特别怀念抗战胜利后，和他在镇江一起当记者的魏晋孚。魏晋孚在抗战时冲过火网交织的战场，却在来台后，因为采访八二三砲战，葬身料罗湾海底。

魏晋孚和父亲相识于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事变，蒋介石宣布全面对日抗战的第一年。魏晋孚从沪江大学新闻专修科毕业后，民国二十五年在上海「大公报」当记者，民国二十六年底，他和父亲都在江苏准阴报名参加「江苏省抗日青年团」，因为筹备中的《战报》正在招兵买马，看到魏晋孚曾任《大公报》记者，被招入《战报》当省闻版的编辑。爸爸说，魏晋孚能编报、能写文章，一笔秀丽的毛笔字，「人人赞好」。

魏晋孚在《战报》工作不久，被调去八十九军政治部当上尉，随军征战。抗战胜利时，已是上校，但他难舍新闻工作，辞掉上校军职，重披记者旧衫，担任江苏省报编辑主任，又兼做上海《大公报》、南京《益世报》驻镇江记者。爸爸是军职兼做记者，既是江苏省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中校，又兼任上海《中央日报》驻镇江特派员，几乎每天都会见到魏晋孚。1949年大陆沦陷，魏晋孚在大陆潜沉了一年后，只身逃到香港。1951年，《香港时报》的祝宁声告诉父亲，魏晋孚平安到香港了。他在香港待了四年后来台湾，1958年进入《中国时报》的前身征信新闻当记者。

1958年八月二十三日金门砲战爆发后，在台湾数百位中外媒体记者，要求到金门战地采访。我在《中国时报》当记者时认识的中央社记者罗广仁，他的父亲罗超群，从陆军总司令部照相勤务摄影官退伍后，转任侨光社记者，他在八二三砲战期间，多次到金门采访。广仁采访父亲，回忆当年中外记者请缨赴金门采访的实况。

数十位中外记者组成的采访团，九月二日下午三点半，从澎湖马公搭乘中型登陆艇LSM二四九号「美坚舰」前进金门，九月二日凌晨四点多抵达金门料罗湾外海，遭遇共军砲火攻击，国军砲艇还击，引爆「九二海战」，「只有少数记者攀绳梯登上小艇抢滩料罗湾，像是后来出任《青年日报》社长、华视董事长的《战士报》记者张家骧，成为第一批登上金门采访的中外记者，其他人原船开回澎湖。

战事激烈，赴金门采访太危险，国防部和美军驻台协防部九月十五日发表声明，基于安全和保密理由，暂停接受中外记者赴金门采访的申请，直到九月廿四日才解除限制。

金门前线采访解禁，第二批搭军舰前往金门采访的中外记者采访团九月二十五日在台北集合出发。爸爸清楚记得见到「老战友」魏晋孚最后一面的那天晚上。

爸爸当时是《青年战士报》副总编辑，魏晋孚到台北市重庆南路《战士报》的采访部，和《战士报》的采访主任严重则会合。爸爸在回忆录里写着，「晋孚兄、严重则兄和我，坐着闲聊了一会儿，我在晚上九点多钟，坐上报馆开往秀朗路编辑部的交通车，他也和重则兄各拎着一个旅行袋走了出来，我在车上和他说了一声再见，他也只是笑着和我挥了一下手，即和重则兄肩靠肩一路说笑着朝火车站的方向走去，完全是老朋友普通道别的场景，想不到这一刹那，竟是我和晋孚兄最后的诀别，从此天人永隔，二十年的老战友，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1958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外记者团二十四人，搭乘海军「LST205号」登陆舰前进金门战地。合众国际社记者张广基也在舰上，他在「追忆八二三砲战的中外记者群」文章里描写，上午九点左右，「LST205号」抵达料罗湾海面，离岸约万米左右下锚，打开闸门，将装载二吨半物资，十七艘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俗称「水鸭子」的LVT两栖登陆运输车，每三分钟一辆，鱼贯驶出，分散开冲向滩头、驶往掩体。

张广基写着，记者们多已穿上救生背心，但看见闸门外汹涌的浪，岸砲已开始轰击，全踌躇不前，等到第十七艘「水鸭子」将开出闸门的时候，指挥官喊：「这是最后一辆了」，曾在「九二海战」时抢登金门滩头的《新生报》记者徐搏九、《中华日报》记者吴旭、《征信新闻》记者魏晋孚、《摄影新闻》记者傅资生，四人相继跳上了水鸭子，随后跟着跳下了《韩国日报》记者崔秉宇、日本《读卖新闻》记者安田延之、日本共同社记者奥户忠夫、《青年战士报》严重则四人。载运两吨多补给品、指挥官和四名战士、八位记者的「水鸭子」，因为海浪太大，海水冲入船只，机件失灵，熄火沉没。严重则在海上漂流了卅多小时后获救；共同社记者奥户忠夫在海中载浮载沉，游到了料罗湾岸边。魏晋孚等六名记者和三名战士失踪，被大海吞没。

我出生后不久，爸爸到《台湾新生报》工作，而爸爸在抗战时期、来台湾之后结识的老同事们，常来我家吃饭。可是小小孩儿哪会明白叔叔、伯伯们曾经熬过无数场的生死交关，直到大学念了新闻，好几位小时候喊叔叔、伯伯的新闻界前辈撰写的书，是「指定教科书」；他们描写新闻现场、幕前幕后秘辛的著作，是我学习的养分，才知道严重则叔叔的怒海砲火余生。（严重则在料罗湾获救后一年著书《怒海砲火余生归》）。

但还有好多和父亲一样，从大陆到台湾的记者们，他们曾经报导、编辑的大事现场，随着报纸泛黄褪色，隐身消逝。孤身来台的叔伯们，我家就是他们的家，把我家四兄妹当子女般疼爱，像是在《经济日报》的吴一定叔叔，总在离农历春节还有好些时日，就会送来大红包，是要让爸妈给我们添新衣、新鞋的。我哥到现在都记得他的第一个铅笔盒、书包，是吴叔叔买的。吴叔叔晚年因为糖尿病，两条腿膝盖以下都截肢了。台湾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后，他决定回乡定居。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先生，备了一分旅费给吴叔叔返乡安居。爸爸、妈妈送吴叔叔到机场，出发前几天到我家吃饭，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吴叔叔。而我就像是在课堂上遇见的八○后学生，小小孩儿的时候不懂，长大了没问爸爸，他们相识于哪一年，怎么结成了生死之交；当了记者，也没想到该采访纪录叔伯们以笔墨和血泪见证的战乱中国、动荡台湾。随着叔伯们返乡后凋零，父亲逝世，从未动笔的纪实，一片空白。（本文摘自《尹情书》一书，原书章名「三代记者」，东美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