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字的人】作家舒國治：每個人寫的，是自己的體

舒国治与他的手稿。 左图／陈敏佳摄影、右图／胡士恩摄影

我常想，写字或不写字，往往是先天上的。

60年前，我开始拿起铅笔写起小学生该写的字，到30年前没被电脑键盘的打字改变，其实有先天上——也就是血液里——的来由。

即使写地址、留电话可以用手机，甚至今人早以email通信而不笔写于信纸、再贴邮票于信封、投入邮筒，然写字的人仍然有太多的写字时机。

所谓「写字的人」，大约要看他写得常不常、频不频，或写得好不好。更甚至写得爱不爱、迷不迷。

一般言，写得常、写得频，甚至写得多，常赖是职业。比方说作家。

我固然也写稿，所以一个星期里可能写上几千字（勤奋时），也可能只写百来字或几十字（懒散时）。但总算是一辈子没放下笔来的那种职业之人。然而实不是长篇连载作家像高阳、倪匡等一辈子会写下几千万字之量。

我即使振笔疾书，不会急着把稿纸一张接一张连着往下密密麻麻的写到底端。我比较习惯把这篇五、六页的文稿略有节奏的写在空白的纸上。令这件事比较像「写字」的情态，而不只是「写稿」的情态。

也即，我会考虑前面说的「写得好不好」。

至于爱不爱、迷不迷，也可一说。

自己除了写字，也爱看字。这很重要。像中医写药单，常有好笔墨。我也会注意他写的甘草几钱、白术几钱、黄耆几钱。更喜欢窥看家庭主妇用磁铁贴在冰箱上的菜单。

这类字的可贵，乃它是平常心下流露出来的字，最有可能得出天成的情状。当然「好的」天成情状，要有相当多前面岁月的浸润演练，这就是艺术的因由了。

印刷店剩余纸材钉制成的小册子，不到手掌大，舒国治旅行时随身携带，在日本时常在小册子写汉字与人沟通。 图／胡士恩摄影

《合肥四姐妹》中，有一人是书法家，但她随手用原子笔写的贴在冰箱菜单，未必胜过其他不是书法家的姊妹。

太多的妈妈们不是书法家，但她们的冰箱贴字，太多太多写得好的。我小时看我妈妈写在纸条上的字觉得好，后来在人家家看张妈妈、李妈妈等的字，好的也很多。他们不但不是书法家，还很少写字呢，但都能有可看之处。所以我前说，写字和先天有关。先天，当然包含时代。

我最喜欢讲的两句话「烧菜当烧家常菜，写字宜写百姓字」，主要讲烧菜不需必用鱼翅鲍鱼之材，不需刻花摆盘；写字不需假想为少林寺题牌匾、为道场题「随缘」，亦不用时时写成大型展场之挥洒体。

我除了写稿用原子笔，也就是「硬笔字」，其他时候，原子笔也用得很频。像在餐馆点菜，有时自己写在白纸上。在「秀兰」，我可能写「虾仁豆腐（请白烧）」。在「南村小吃店」，我常写「面条烂一点，谢谢」。

在演讲时，我通常请他们备黑板或白板，为了写上几个关键词。这种字，是大字。尤其粉笔字，也是一种书写体。有一次他们说没黑板也没白板，我说那就找一叠白报纸（其实是「麻将纸」）架在画架上，再备一支毛笔（别给签字笔）就行了。

结果只用了两张纸，总共写了十几、二十个词，但效果很好。在纸上写下的关键词，是为一种停歇，令他们换一口气吸收。那是演讲的韵律。

又有一次在台下点歌，我写了一首歌名请服务生递给台上歌手。不久这位在台上即兴登场的业余女歌手也唱了。过了半小时，她下台到我们这桌打招呼，她说「可不可以把这张纸条送给我？」我说当然。这时我才注意到我在这纸条上不经意写下的六个字，简简净净，好像还蛮悦目的。她说她要留下来，放在客厅进门的矮几上，给她半夜回家、有些叛逆的女儿看。

你道上面是什么字？「我等着你回来」，一首白光的歌名。

我写毛笔字，则是人到中年，遥想少时临过几天帖、又中学的作文课必须用毛笔等等曾经和毛笔字有点过从的岁月，于是在中年时有点想「旧技重拾」那么点乐趣。于是便开始又写了起来。

舒国治形容写毛笔字是「旧技重拾」。 图／胡士恩摄影

旧技重拾，也像幼年打过几年拳，忽忽老来，这又想动动身手，结果一打，更有味道也。

写毛笔字的临帖，和弹钢琴的照谱弹，以及打拳的照招式学打，有可相提并论之处。其中弹琴最会弹得与原曲（不管是萧邦或德布西）极像。打拳亦可极像师父所教。只有写字，当年的临帖，通常不会全面呈现在你如今手下的这些字。

也就是，字最受主人的自由变化。

而你弹《月光》，必然弹得有板有眼。你打郑曼青三十七式，必然和原初教的招式相当的近似也。

寻常中的写字，如硬笔字，更是自己随着岁月结出来的形。每个人写的，是自己的体。

哪怕毛笔字，你原来临的是王羲之、褚遂良、《张迁碑》、《乙瑛碑》，甚至偷偷临过一点点李叔同，但最后你写出来的，才是你自己流露出来的那副模样。尤其是硬笔字，和昔日临帖临碑写出的勾勒、快慢，再也不同矣。

◎责任编辑：胡士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