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渔人的写字桌
图／佐波
薛好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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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老家的玻璃门后摆了张写字桌。不到两手臂伸开的长度，上头放着电脑、台灯、电话、待处理的信件帐单，玻璃垫底下压着几张名片和手抄电话的小纸片。这是桌上恒常的风景了，像父亲固定不变的生活及作息。
他个人的物件几乎集中在此，需要时，便从各个抽屉中取出，一丝不乱。若有额外的物品，多半是母亲随意堆置的。每当她的心情湿潮，家中一些非必要的用品便像蕈菇般不断孳生，屡屡扩张版图，蔓延到写字桌。父亲便将越界的东西挪走，始终勤快地保持那一方天地的洁净。他周围环绕着母亲的情绪性购买物，甚至我们姊弟各自成家多年后，还把老家当成摆放年少时旧物的另一窟，任何人所积贮的东西都比父亲多。他长年累月在海上讨生活，生活将他锤炼成一位修行者，所有的物欲已削减到极致，一张桌子便绰绰有裕。
不管冬夏，当一天拉开序幕时，南台湾的太阳便亮晃晃斜照进来，像舞台灯光聚焦在写字桌上，彼时父亲已经就定位。门前是乡里的二条主要道路交会点，父亲以深茶色的玻璃门作为屏蔽，外头看不见他。白日里，父亲看着电脑萤幕不断更换的红绿数字与跳动曲线图，脸上平静、眼中精光。偶而才拨个电话，出门办理买卖手续。尽管他出入股市已不像二十几年前刚从职场退休时那么热衷与频繁，但每天看盘已成了习惯，在我们没有回家的寻常日子，数字的起落是他生活中唯一的涟漪。
他不看萤幕的时候便看着老太阳一分一寸缓慢走出骑楼，然后等待它隔天再次热情造访。或者，望着停在门前等红绿灯的人车，往往他凝固的身影会被呼啸而过的车子震得微微晃动。几十年的船员生涯，让他习惯独处，即使回到岸上后也极少出门，镇日窝在写字桌前，像守着窄仄的驾驶舱，而门外则是一跨足便会掉落的人海。
到了夜里，看者与被看者的角色便完全翻转。经过的人车若无意间往我家一瞥，便可以看到一位戴着老花眼镜或拿着放大镜的长者，仔细在台灯下研究着甚么资料。如果仍盯着电脑萤幕的话，便是他和母亲吃过冷清的晚餐后，回到写字桌前等待我们姊弟的视讯，像饭后固定的一道亲情甜点。多年下来，二位姪子陆续出生，从在地上匍匐留下逶迤丰沛的口水，到就读小学自行开电脑问候：「阿公阿嬷好。呷饱袂？」话题总在寻常的温饱上打转也无所谓，饭后甜点从来就不是为了果腹，为的是一点心理满足。父母亲就坐在桌前，以这种方式远距「含饴弄孙」。
而我和父亲的视讯有时话长，有时话短。他不擅长聊天，多半由我开启话题，谈他的股票买卖、身体状况、亲友的婚丧喜庆等等。只要父亲感受到我的眼神飘移，显然一边视讯一边又另开网页浏览时，便主动以隔天我还得上班、要早点休息为由，结束通话。其实他知道我晚睡，但基于自尊，在敏感察觉彼此对话出现尴尬空隙之前，他便会立即画上句点。
仔细回想，过去父亲短暂在家期间，即使曾留下行住坐卧的痕迹，每次离家经年，所有痕迹便又被覆盖、抹去。这张写字桌是父亲退休之后，在定型已久的家屋中，所辟垦的属于自己的角落。结束过去的海漂，就此像个生根植物般安居。但同时，却轮到我们陆续就学、就业、婚娶而离家，父亲安安静静地在这角落，像守候随季节洄游的鱼汛般，守候着趁连假才能返乡的孩子。
虽知道写字桌是父亲的专属位置，偶尔回家的日子，觑着他一起座，我便悄然占据着，盘着腿深深缩进大办公椅中，有种倚靠在温暖的胸膛，并且被拥护着，轻轻摇晃的错觉。我又一一打开抽屉东翻西检。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不同于以往脾气暴躁，年老后的父亲像被波浪刷磨去了棱角，已能容忍我这看似不礼貌的举动。要过了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或许潜藏着对他的好奇，试图从中窥看一二。但抽屉也没有吐露更多，除了证件、帐单、收据与文具笔记本，并无任何个人收藏。后来，偶然读到加斯东‧巴拉舍的一句话：「每一个灵魂层次里的隐匿，都有藏身处的外在形象。」这才恍然，父亲的桌子就像一张空白的脸，抹去可供辨识的五官。
父亲隐匿得极深极深。
饶是如此，我还是喜欢翻检，后来不得不怀疑自己是否基于某种补偿性的心理，故意在父亲的地盘撒野，隐隐地索讨他年轻时不曾给我们的纵容。昔时的他如此严厉不可亲近，而我们之间如此疏离。
当我在椅子左右前后摇晃，彷如搭乘一艘波涛中的船，不自觉地生出种种疑问：父亲大半辈子在海上颠簸，远洋渔船驾驶室的椅子有这样气派舒适吗？门前的车流像不像驾驶舱窗口望出去的洋流？抑或像乱窜的鱼群？当他回到陆地，会不会偶而产生错觉，以致恍惚了眼前和过去，像电影中的蒙太奇那样剪接，彼此错置？
过去，大风大浪对他而言从来不是生活的隐喻，而是关系着现实安危。避不开时，便要调转船头，抓紧猛爆袭来的浪峰节奏，迎面攀上一座又一座，才不至于被掀翻。如今，最大的颠簸不过是起身落座的时候，办公椅的微微弹动。他走路时仍习惯撑开双脚，仿佛踩踏在摇摇晃晃的甲板上。而过惯了摇晃的年岁，陆居的日子对他会不会过于平静无波？过去一望无际的蔚蓝，如今退缩成眼前一张写字桌，老渔人的晚年如何重新适应干涸、只有车声隆隆而没有潮声的日子？
我一直没拿这些不要紧的问题去烦扰他，尽管这些不着边际的疑惑在在都令我好奇。
父亲以往应该会为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苦恼过吧？亲友来家里见到父亲时，总是惊讶地问：何时上岸的？海路好走无？这趟赚多少？休息多久？何时出海……
忙不迭一句接一句，明明是热络的问话，仔细分辨，几乎每一句都隐藏着数据。或许是想借以表达他们的关心，但听着不像是欢迎漂泊的人返乡，却像要把他赶回海上似的，仿佛那才是他真正的归属。
也许如此，他才需要一张写字桌，像某种宣告。
即使如此，却又表现得如此轻淡，显不出存在感。
直到父亲退休多年，这类问话终归于沉寂，但也因着彼此疏远已久，变得无话可说。父亲长久习惯于对着大海沉默，而今也渐渐地把自己活成一座海洋，随着日升月沉，潮汐涨退，一迳的静谧，无法打探深浅。
就在习惯的沉默中，我后知后觉地发现，父亲坐在写字桌前的身影不知何时变得佝偻，原本挺拔的身体在偌大的办公椅中越来越显得单薄，起身、落座都像慢动作，一次比一次迟缓。
我返家的次数变多了，抵达的时间常在夜里。一进骑楼，还来不及拉开玻璃门，父亲多半已经察觉，眼睛比嘴角先笑咧开了。但有时候他等待过久，遂忘记正在等待，而专注起眼前原为打发时间所做的事。我往往不去打断，站在门外，看着他聚精会神时，不自觉地瞇皱着眉眼、嘟起嘴。那神情，让父亲看起来不再是严肃的父亲，也不是年近八旬的老者，而是一个认真地要把出了甚么岔的玩具拧正的孩子。
有一阵子，父亲因白内障手术过后极畏光，连电脑萤幕都嫌刺眼，视讯时需要戴上墨镜。看着镜片挡去他大半老皱的脸，我脑中浮起一张父亲年轻时的旧照，和萤幕中的他互相叠合。相片里，他西装笔挺，不知是刚登上泊在异国港口的渔船，还是即将束装返国？拍摄的人采取仰角，他的身材显得更加颀长，鲜明轮廓，高挺鼻子上架着时髦墨镜，看着比任何影星都帅气。我不禁想像，如果有另一个和现实世界平行的多重宇宙，他也许不会被家庭重担框架住、也许不需要忍受如此久的漂泊，也不需要在晚年独守着一张写字桌，继续孤寂。
父亲的孤寂终于画下句点。
那一天，元旦过后不久，殷勤阳光依约来造访，父亲一早便载母亲出门就医。才出门不久，莫名地自撞电线杆，母亲在后座伤势较轻微，但父亲出入加护病房，住院二十几日，溘然长逝。
我们白天去殡仪馆守灵，晚上回家，草草以外卖食物果腹后，大家围在饭桌旁，继续折纸莲花、金元宝。平日阖家团聚的欢快言语似乎也被一朵朵、一锭锭地折进去。灯光下，寂静是惨白色的。
我不知不觉便呆望起悬宕的办公椅。几乎可以想见，返家的父亲魂魄，一定还是坐在他的写字桌前，默默地看着我们，像之前看着我们携儿带眷回家时那样。或许还会因为不同意我们折莲花、元宝，眉头微蹙着。身为渔人，长久面对莫测的海象，他却一向不拜神佛、不屑这些民间习俗。只是，我们明知道正违拗着父亲的意愿，却还是不能免俗地期望为他累积功德，期待他能离苦得乐、往生净土。
治丧期间，一边填写各种表格，到户政事务所办理除户登记、到各个机关申请文件、结清销户、移转、继承等等，依规定必须在期限之内完成的一道道繁琐手续，那似乎都是被迫着抹去父亲在世的一切痕迹。
母亲完全乱了主意。但我们并不需要询问她，迳自从写字桌底层抽屉找出户口名簿、身分证、存簿、印章等等需要的文件，分头办理。父亲的文件物品一直存放在固定的位置。
除了他自己的身影。（本文同时收录于薛好薰新书《潮声》，宝瓶文化出版）
个人简介
高雄人。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毕业，现任新北市明德高中教师。
得奖感言
想起这些年相继远行的双亲和朋友，收到得奖通知时，原本的喜悦，便如一罐糖蜜倾倒入海，感觉被稀释了，只剩感谢。
谨以此文纪念
先父薛泰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