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者言】陳大為／八十一年——《傳抄的太陽：中國詩歌史1938-2019》後記（五南出版）

于坚〈坠落的声音〉

震慑台湾诗坛

实在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动了这个要命念头。

写一部当代中国诗歌史，得处理满山满谷的诗，掌握数十年的社会思潮，以及宛如修罗场的中共政局。这让我挣扎了很久。

在这蜀道上，不断点燃前方火炬的是那些顶尖的好诗，根本是诱饵。

我喜欢读有难度的好诗，艺技高妙的好诗就像绝世剑法，看一眼，便令人血脉贲张。

第一首给我带来巨大震撼，正是于坚那首横空出世的〈坠落的声音〉，他借此夺下1992年联合报文学奖，震慑了台湾诗坛。这是一首超高难度的诗，还真没几个人写得出来，它足以矗立在一个大时代的巅峰，是中国第三代诗歌的绝唱。随即有了台制的仿品，仅得其皮毛，竟然也窃取两项大奖，让我们听到什么是「堕落的声音」。

〈坠落的声音〉并没有激活我的诗史写作，当时我还没念硕士班，正在埋头写诗，断不会有如此宏愿。直到博士班，我才开始尝试写一两篇有关中国当代诗歌的论文，1998年写的韩东和江河研究是最早的实验品。我特别喜欢江河的组诗〈太阳和他的反光〉，他颠覆了古老的神话，尤其夸父追日，演练了一次化朽为奇的惊人笔法，简直是朦胧诗的一次极限运动。这个重量级诗人依旧没有激活我的诗史计划。

北岛的诗歌

有敢为天下先的大气魄

有没有可能是2005年呢？当时我执行国科会研究计划「大陆当代诗歌的断代研究（1966-2004）」，隐约有了一幅潦潦草草的诗史蓝图，但一年期的计划也生不出像样的东西来，仅仅写了一篇宏观概述的论文，让一些想法得以成形。我估计，更可能的是2006年的计划「北岛诗歌的诠释策略与价值重估」。北岛的诗歌技艺不是朦胧诗的榜首，但胜在雄浑，有敢为天下先的大气魄，那个时代需要这样的英雄诗篇。我比较喜欢的是英雄卸甲后的《在天涯》，进入纯粹且深邃的境界。当时我写了一篇非常不满意的北岛论文，一直耿耿于怀。

后来我出版了《中国当代诗史的典律生成与裂变》（2009），那是我升等教授的书。当时我分了一半的力气在马华文学和台湾文学研究领域，只能腾出一只手，断断续续写了几篇诗人专论和议题纵论，没能一口气完成诗史。客观来说，我在相关学识和资料的缺口太多，此书连史略都搆不上，只能勉强完成一本小册子，作为我后来撰写诗史的雏形。

「十七年诗歌」

是诗史写作的雷池

两年后，我透过专书写作计划「中国当代新诗发展史（1949-2009）」正式启动蓄势多年的诗史写作。当代中国诗歌的量体真是太过庞大，不断崛起的新人和新作，怎么读都读不完，两年期的专书写作太短，顶多写个开头。后来我陆续借用几个计划，把该写的、想写的、重写的，一一写好，这才架构出一个相对完善的诗史脉络。

这期间，最困扰我的是延安。

延安是一口隔夜的冷馒头，不管怎么啃，都卡喉咙。

能不能略过它往下走呢？「十七年时期」的诗歌是紧接其后的十七层地狱。不对。应该说是：归墟，一切大寂大灭。我在研读「十七年诗歌」总是感受到巨大的「毛幽灵」在干预一切，他像火车轨道一样强势地主宰着中国诗歌的审美品味和写作方向，一番敲打，把〈延安讲话〉的符咒深深刻到诗人的骨子里去。一个以政领诗的年代，光想，就觉得很可怕。

「十七年诗歌」绝对是诗史写作的雷池。我的论文一向有个毛病：遇强则强，遇弱则弱。要是以「十七年诗歌」为开卷之作，此书未写先毁。所以我回去重读延安，看看得够读出什么新名堂。我发现，当前几部（以1949年开头的）当代中国诗歌史，虽然都写得掷地有声，但有些话是讲不清楚的（极可能是：不能讲清楚），大部分专业读者应该都了解〈延安讲话〉的负面影响力，不必细谈，皆能意会。更深一层的说法是：这几位重量级的中国学者，都用了相同的大战略——在论述中浓缩、省略，甚至消隐掉一个「黯黑延安」，再淡化「文革浩劫」对诗歌的杀伤力，端出四平八稳的「十七年」和「文革」诗歌论述，才能够通过出版审查。他们的难言之隐，成为我必言之处。

但我始终觉得以1949年作为中国当代诗歌史的断代起点，有些不妥。

若以1942年的〈延安讲话〉为起点，又显得太刻意，且突兀。

1938年呢？

万里长征之后，中共在枯山槁水的峡北建立根据地，这恐怕是黄土高原最贫瘠的一段土地，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国民军的机械部队打不进来。延安，真的安全。1937年，中共在延安创建了鲁迅艺术学院和马克思学院，集天下英才于一地，办学办报，文风大盛，成为「现代稷下学宫」。这个被高明政治手段「圣地化」的延安文学形象，应当是「中共诗歌史」最恰当的起点。乱世中的延安独具魅力，招揽了几个中国最强的现代主义诗人并改造（摧毁）了他们；另一方面，又培育了几个将来在「十七年时期」呼风唤雨、纵横诗坛的「延安诗歌种籽」，完美实践了〈延安讲话〉的路线。从诗史的后见之明来反思，1938年是一个中国诗歌美学和教育的分水岭，革命圣地的诗风逐步向毛泽东的文艺思想靠拢，最终定调在〈延安讲话〉之下。1942-1945年间的延安整风更是催化了毛文体的形成，中共诗歌的发展路径便按照毛的意识走下去。

从1938年8月鲁艺创建到1949年10月中共开国这段日子，可说是「中国当代诗歌史」的「前史」，缺了它，「十七年时期」（1949-1966）诗歌在美学建构和政治谱系方面都断了头。涵盖了「前史」，这本书便不能叫《中国当代诗歌史》，必须改称《中国诗歌史1938-2019》。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它注定是一本孤寂的书

这本书有了骨架，逐年添上肌肉和器脏，很快便接近尾声。

最后完成的是北岛。我一直在思考如何重写那篇让我耿耿于怀的北岛论文，经过十余年的扩大研读，我对北岛的某些看法改变了，有些评价要后退两步，有些诠释可以更加深入。2022年，我终于把这部诗史脉络中的北岛重写了一次。

在此书差不多完工之际，我曾经起了第二个念头——是否补上前面的二十年（1917-1937）完成百年诗歌史？那不难，但如此一来会遮蔽「1938年」这个最能突显个人史观的时间座标。最终，我决定完成的是一部以「中国人民共和国」为主体的诗歌史，包括前史和正史，八十一年，分九章，合计五十一万字。

从2005年算起，写了十八年。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它注定是一本孤寂的书。

我坚持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写——地景式的写法，摆脱大拜拜的场面，把诗史缩小成少数强者诗人的小舞台。它是我创作生命的一环，不能沦为僵硬的学术砖头，我用散文的语言来活化学术论述，提高可读性，打造自己的论述风格，甚至借用小说笔法，来讲述一些事物或情境。

我在不同章节用上几种不同的文学和文化理论，提高了风险和难度，写起来比较有挑战性和乐趣；我经常沉迷于考据史料和诗歌版本，由此建立可靠的作品系年和诠释依据，别有一番滋味；我总是忍不住暗中根据自己写诗的经验，对某些诗歌作出审美批判，特别是一些浪得虚名的伪经典，绝不手软。

我会为了大架构的严谨度，忍痛放弃几个自己喜欢的诗人，留到以后再写；但我不愿意为了性别比重，刻意增加某些属于女诗人的章节。就诗论诗，不管性别。我最高兴的是孤身深入中国学者不能碰触的禁区，在新疆、西藏、香港三地横行，爱写什么就写什么，没人管得了我；至于马来西亚的国籍，则让我超越统独的意识型态，获得真正的论述与批评的自由。

这部杀气纵横的《传抄的太阳：中国诗歌史1938-2019》，花了我十八年，讲一个八十一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