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鹿鼎记》：一文不值还是蕴含真义
作者：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 张卫
张一山主演的新版《鹿鼎记》，陷入了观众讨论的狂潮，经历了过山车一般的大落大起，收视率、网播量持续登顶，引发了社交平台上的激烈争辩，那是因为这部剧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内容、较为复杂的思维角度和逆反惯性的故事铺陈和细节处理，以及张一山独特的喜剧表演方式。观众经历了开始的忍无可忍，中间的逐步理解，后来的些许喜欢，最终的迷恋追剧这一过程。尽管争论一直争到剧终，批评一直批到末尾，但赞同、喜欢、爆笑也是其中不断翻滚着的浪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是因为，观看改编作品时，观众欣赏心理中有一个先在结构，这个结构被心理学称之为“格式塔”，所谓格式塔，就如观众内心中有一个圆形，如果让一个有缺口的圆形（实际为弧形）在他面前一晃而过，他会说他看到的是圆形。观众在用自己内心的记忆结构去圈套眼前的图形。这一视觉心理现象，被心理学称之为格式塔。看过金庸的观众，内心保持着金庸格式塔，一旦眼前的金庸改编作品与他（或她）心中先在的金庸格式塔冲突时，观众会产生愤怒。
张一山主演的《鹿鼎记》，没有了金庸《鹿鼎记》的恢弘气势，没有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豪迈与潇洒，没有大义凛然的英雄好汉，它还是《鹿鼎记》吗？观众欣赏心理中原有的金庸格式塔被解构了！
改编不同能自主
原作的结构能不能改？现代改编理论认为，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韦小宝，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种改法，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鹿鼎记》。改编者可以忠于原著，也可以把原作当做素材，重新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创作故事。世界上许多经典名著在两个世纪以来被修改过数十次甚至上百次，每个时代的每次修改都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都灌注着改编者的个性和独特的思考。
英雄接地有人气
与此同时金庸《鹿鼎记》的英雄气概被平凡化了，普通化了，世俗化了，草根化了，是草根就没有英雄那般高大完美，就没有大侠那样身怀绝技，就没有顶天立地的盖世神功，就没有圣人那般超凡脱俗；是草根就有许多世俗的缺点，这些缺点甚至令人讨厌，但这些缺点反而使得人物更加鲜活，更接地气。普通化也不否定英雄行为，只不过用世俗的方法去完成，韦小宝擒拿天下第一勇士鳌拜，靠的是一把石灰粉，刺杀鳌拜也是在乱斗中击中其要害，喜剧总是以娱乐的方式塑造好汉，让观众在优越的快乐中看到反派的失败。
自嘲戏谑解压力
喜剧的方式不仅有解构、反讽，它还有自嘲，通过自嘲消解压力和尴尬，这也是喜剧的重要功能，90后、00后是互联网语境中成长的一代，也是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成长的一代，面对工作的压力，生活的挫折，他们常常在网络上用自嘲、戏谑的方式进行消解，都是新世代面对生活压力的解压方式——世界以痛吻我，我就笑怼回去。新版韦小宝的呈现方式折射着新世代青年语境，用荒诞消解沉重，用段子面对生活。
90后、00后普通观众把韦小宝一路跌跌撞撞、笑料频出的成长史看作是自己的成长象征：面临着高压生活，也不忘“看脚下一片黑暗，望头顶星光璀璨”。能乐观向上把生活看成喜剧，信赖喜剧背后有正剧之光。有网友的评价“这版的韦小宝像极了我，一步步被人推着走，但心底也有想要守护的东西”，这说明观众对新版《鹿鼎记》有了更深的认知，有了自我的投射，有了心理的和解，有了新生的认同。
憨豆喜剧也可以
观众争论的又一热点是张一山的夸张表演，表演的美学风格也和其它艺术形式一样，可以百花齐放，我们可以推崇现实主义的表演美学，但也可以欣赏具有喜剧风格的表演美学，我们可以接受卓别林式的喜剧表演，也可以接受憨豆式的喜剧表演，张一山的表演正是中国宫廷憨豆。一开始看憨豆的喜剧表演，我们觉得夸张，看多了，我们觉得这一种特殊味道的喜剧表演，观众先在结构中原来的审美格式塔被解构，被打破，新的习惯和定势又在建立，渐渐地我们被张一山的夸张喜剧笑得前俯后仰，我们开始喜欢这种独特风格的喜剧表演，文艺百花园容得下百花齐放，争奇斗艳。
当代青年重参与
从新版《鹿鼎记》舆论场的变化，我们可以窥见当代青年受众对于影视作品有更强烈的参与需求，影视作品在满足受众娱乐、放松神经以外，还要通过讨论对作品进行再创作，很多创新的作品刚一播出常常会陷入误读、批判之中，但随着观赏的延续和深入，它会被再认知，再认同。当代影视理论中的读者论认为：21世纪影像作品的接受是一个激发观众主体性的过程，主体对作品的否定之否定，将会是一种常见现象，观众对创作的参与和评判，将拓展作品的认识和欣赏价值，面对一部不同以往的新作，如果我们不急于下结论，让子弹飞一会儿，也许它的隐藏内涵和丰富意蕴就会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