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宪春+赵波+黄卓+伍戈+徐高：中国经济的新数据、挑战与展望

题记：2023年7月18日晚，“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第65期：中国经济的新数据、挑战与展望”在北大国发院承泽园和线上同步举行。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特约研究员许宪春，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赵波，北大国发院助理院长、发树学者、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黄卓，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北大国发院兼职教授徐高的对话问答整理。

问：请问许宪春老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双位数下降趋势显示出中国当前工业经济面临着非常不乐观的前景，同时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也持续走弱。国家统计局称，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情况将逐渐改善。从物价走势来看，央行预计7月份CPI可能会进一步下降，这是否意味着CPI可能会出现负增长？

许宪春：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增速较低，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所有行业中，除房地产业外，增速最低。需求低迷，特别是投资需求以及外需不足，导致工业增加值增速较低。同时，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持续下降且降幅不断扩大，也反映出工业需求不足的问题。此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也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尽管下降幅度逐月收窄，但降幅仍然较大。

因此，目前工业生产面临较大压力。关键在于需求的恢复，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只有需求回升，工业增加值增速才有可能实现回升。

关于价格问题。上半年， CPI涨幅呈回落走势，6月份CPI与去年同期持平；PPI降幅不断扩大。我认为，下半年，比如9月份之后，CPI涨幅可能会缓慢回升，但今年出现大幅回升的可能性很小；PPI下半年转为上涨的可能性也不大，但降幅有可能会收窄。

问：我国汽车出口增长与新能源的兴起有关。今年已经取消了购置税，明后年还将提供一万五的补贴政策（注：见财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23年第10号第一条），但过几年可能会重新引入增值税。如果新能源汽车失去了政策支持，增值税的引入是否会对其造成冲击？这样一来，新能源汽车的竞争力是否会下降，甚至是否可能再次依赖出口来维持市场地位，而不再是领先者？

黄卓：随着新能源车的兴起，我们目睹了技术的变革和市场需求的改变。新能源车采用了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等新型动力系统，具备环保性、能源效率和智能化方面的优势。随着新能源车的普及，相关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例如充电桩等，使得使用新能源车辆更加便利。此外，消费者对品牌和潮流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新能源车。因此，尽管政府补贴可能会逐渐减少，但市场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消费者偏好的转变将弥补补贴减少的影响。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徐高：我想补充一些数据，以说明补贴退坡对汽车出口的影响并不会太大。计算中国汽车出口的平均单价，即将海关汽车出口总金额除以出口数量，你会发现，在新能源转型之前，中国汽车出口的平均单价基本上没有大幅上涨，然而在2020年新能源转型之后，出口汽车的平均单价大幅上涨，这种涨幅远远超出了补贴能够解释的范围。我认为中国在竞争力方面非常强大，只要在某个行业站稳脚跟，产品获得广泛认可，该行业很快就会崛起，最终可能由中国主导。因此，我认为汽车行业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这种趋势不会因为补贴退坡而逆转。

问：赵波老师和徐高老师在演讲中都提到了二次分配中居民部门所获得的份额较少，徐高老师还提到了居民无法分享到企业发展红利的问题。我自己也观察到，房地产受限以及A股、基金等投资渠道的限制，导致居民部门无法从企业的增长或收益红利中受益。这些限制对我国消费是否具有抑制作用呢？这会对居民消费意愿产生多大的影响？

徐高：实际上，如果真正想增加居民收入，就需要增加他们的财产收入。财产收入并不是指让普通人在股市中赚更多的钱，而是要将庞大的国有资产与普通人联系起来，使每个人都能够从国有资产中真正受益。换句话说，让国有资产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实实在在地看得见、摸得着、用得着。当你发现国有资产给你带来了很大的收益时，你可能会更加大胆地花钱。2015年左右股市出现大泡沫，许多股民觉得自己很有钱，但那只是短期的泡沫现象，无法持久。我们不能将经济结构的转型寄托于这一点上，所以我认为更根本的问题还是要解决收入分配，特别是国有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

赵波：储蓄和投资在某种程度上相互依赖。当你的投资受到限制时，无法进行房地产或股票市场的实体经济投资时，财富效应就会受到影响，进而导致居民不敢消费。多余的储蓄资金将去向何处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在封闭经济条件下，资金无法流出，就需要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如果无法进入高生产率部门比如光伏、新能源等领域，那么可能会转向其他领域，形成低效投资，甚至可能形成泡沫资产；另一种可能是资本外流，会选择持有美国国债等。

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6月28日发布了一份调查研究报告，该报告基于解决政府拖欠企业账款的问题，明显指出政府在许多合同中无法支付账款。这也是居民收入下降的原因之一，由于企业应收账款很多，再加上现金流问题，导致员工薪资困难，称为“负债上班”。并不是人们不想消费，而是负债问题很难解决。现在保险数据是有所增长，这说明很多人目前缺乏安全感，更倾向于购买保险而不是投资股市。徐高老师对此有何解读？

徐高：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区别很大。微观上我们经常讨论企业或普通人是否有钱，但实际上，宏观经济关注流量，即钱来自哪里。钱就是收入，而收入是我们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目前中国经济面临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包括你提到的“负债上班”情况，我相信不是主流情况，但确实存在。去杠杆政策明显抑制了融资流动，导致经济停滞不前，然后各种问题就会暴露出来。

过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现在发现债务无法继续增加，因为融资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当然，他们的支出能力也在下降，这会影响到普通人的收入预期。所以，问题的核心是经济无法恢复，其中国内因素是主因。我认为去杠杆政策对金融体系的融资运作构成了巨大的限制。

当经济状况较差时，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会自然增加，从而抑制他们的支出意愿。在这种情况下，要降低他们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重点是要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确保经济稳定增长还需要解除对经济运转的限制，如去杠杆化等。另外，在产能过剩和储蓄过剩情况下，投资回报率必然下降。凯恩斯甚至提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雇佣人员进行无效劳动，例如挖坑再填掉。显然，这样的投资回报率将非常有限，这是在资源受到限制时的被动选择。

问：房地产的“三条红线”现在已经不再被强调，而且政府也已经明确了因城施策的方针。但是，在经历了一季度的反弹之后，二季度房地产市场再次下滑。请问，这主要是因为政府不敢卖地，还是银行不敢贷款，还是老百姓不敢购买房产，或者是担心购买后遇到烂尾楼等问题？房地产企业是否也不敢进行投资？伍戈老师，您认为最主要的问题出在哪里？

伍戈：治理大国如烹小鲜。去年4月，时任副总理刘鹤曾说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房地产行业仍然是中国的支柱产业。

既然它是支柱产业，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它呢？我们是否需要对支柱产业的企业实施过于严厉的监管？是否需要对老百姓的房屋贷款，特别是存量贷款，施加更高的利率？是否需要对改善性需求进行更严格地限制？当房地产企业出现系统性风险时，是否需要加大救助力度，就像之前出现的“三支箭”政策一样？如果它是支柱产业，对于一个还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比较商品房销售情况与美国、日本等已经高度城镇化或老龄化的国家，我们是否已经到了需求不足的时刻？

对于地产行业的理解涉及方方面面。我们是否曾经拆分过房价的真正构成，了解其中土地、税收和开发商利润各占多少比例？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如果我们对地产行业没有更全面的认识，只是看到房价过高，而忽略了供给端和需求端及税收等因素，那么就无法真正了解价格的形成机制。如果真的希望降低房价，应该采取什么方式？当房价确实过高时，可以同时限制供给和需求，那么最后的均衡价格会是多少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常识问题。而中国面临的问题在于我们对于这些常识问题是否有共识。

问：最近大家都在谈论预期稳定和信心稳定，认为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但实际上，企业的经营效益在下降，负债率在增高，导致了就业和收入下降，进而对消费产生了影响，形成了预期的负循环。您认为可以采取哪些政策措施来解决民营经济信心问题？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在谈论改善营商环境和其他措施，但没有实际推进。如果我们要推动新一轮的改革，有哪些具体举措可行？

徐高：高层领导态度已经很明确，习总书记多次表示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今年两会也在民营企业家的讲话中给予了定心丸。

然而，过去几年民营企业受到了较多冲击。

一方面，民营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在经济下行时所承受的压力比国企更大。这时候，他们往往会感到是否被针对，例如在2018年，“民营企业退场论”这种不合理的言论就出现了。我认为在经济下行时，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另一方面，虽然并非所有行业都针对民营企业，但像教育培训行业、平台经济等主要由民营企业组成，一旦整个行业受到冲击，民营企业就受到严重影响。

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采取措施稳定经济，如果经济不稳定，民营企业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其次需要规范资本运作，给大家一些正面的绿灯案例，只有让大家看到那些没有受到打击，反而得到鼓励的案例，大家才会真正相信。

伍戈：我想做两点补充。

首先，理论上的确立和保障是非常关键的。改革开放以来这么多年，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我们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民营企业家也知道我们最终要实现的使命是什么，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认为在理论上仍需重新界定对私有财产和私营企业的看法，因为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因此，理论保障至关重要。经过理论的确认后，民营企业才能得到制度和法治的保障。

其次，是关于资本运作的“红绿灯”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中，多年来我们的成功经验是，只要确定了负面清单，正面清单就可以按照规定执行，只要不触及负面清单即可。然而，“红绿灯”出现后，许多民营企业家在知道了哪些事情不能做的同时，并不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做，所以他们就有种种担心。尽管总书记已两次邀请民营企业家到中南海座谈，但如果实践层面仍存在这种困惑，就仍然会出现类似今年年初以来民间投资负增长的情况。

理论保证、制度和法治保障才是我们真正迈向市场所必需的，这样才能让民营企业真正放心。

问：请教一个关于流动性陷阱的问题。6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减少，货币供应量（M2）再次创下新低。央行一直持续释放流动性，但对于稳定经济的效果似乎并不明显。现在我们面临着流动性陷阱和负债表衰退的问题，财政引导负债回归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但由于今年的预算已经确定，我想问各位老师，在第三季度是否有可能发行特别国债？如果发行的话，具体用途会是什么？

徐高：实际上，流动性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央行投放基础货币，这决定了金融市场或货币市场的流动性；第二层是银行体系向实体经济发放信贷，包括购买实体经济的债券和社会融资，从而创造广义货币。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一段时间，央行的政策相对宽松，但这种宽松只影响了金融市场，所以目前金融市场的利率相对较低。理论上讲，当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增加后，银行会将这些资金借给实体经济，转化为社会融资，进而衍生出实体经济的广义货币。

目前实体经济中的融资需求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些领域都受到行政性的限制。因此，尽管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已经很充裕，银行却感到自己好像没有地方可以放贷款，需要资金的地方不允许放贷，而不需要资金的地方也贷不出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多地只在金融市场发挥作用，甚至在金融市场中形成了资产价格泡沫。

在这个时候，我认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仍然是要解除传统增长引擎的融资限制，即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限制。我认为这是货币政策的关键。否则，即使在银行间市场再次降低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再次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我认为对于实体经济的稳定增长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反而容易导致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泡沫，并带来风险。

其次，现在明显需要财政发力。财政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然而，当房地产行业全面低迷，还需要调查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时，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的流动性遇到了困难。我认为，目前地方政府面临的不是偿债风险，而是流动性风险。当流动性出现问题时，他们无法自行偿还债务。理论上中央政府应该承担这些债务，但财政部已多次表示绝对不会承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空间非常有限。当然，国债应该会发行，但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财政部门愿意发行多少，所以我们只能观察。

伍戈：我想补充一点，因为这个问题与特别国债有关。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特别国债的推出需经过严格的流程。客观地说，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推出特别国债都是非常特殊的情况，比如中央汇金注资四大国有银行等，或者2020年武汉疫情时推出的百年未见的特别国债，这些都是特别的情况。在新一届政府刚上任几个月的时间里，一般专项债还尚未发行完毕，政策金融工具也还没有开始使用，总理是否会因为经济原因向全国人大寻求特别国债的发行？看第三季度，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相对较低。

不论是财政、货币、发改委还是其他部门，我认为每个部门都应该专注于做好自己的工作，为实现今年5%的GDP增长目标做出贡献。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需要发挥自己的力量。

整理：何又夕 | 编辑：白尧 王贤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