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认为五四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

殷海光在温州街的宿舍，如今成为纪念馆。（本报资料照片）

如何启蒙 怎样运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生于1919年的殷海光，正是生于「五四运动」发生的那一年。按照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近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中的广义界定，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抗议事件，引发出一连串的罢课、罢工和其他事件，最终演变成整个社会的变动和思想界的革命，这起事件在当时被命名为「五四运动」。

原本被定名为「五四运动」的事件，是仅止于五月四日当天的学生抗议运动。周策纵（1916-2007）在此提出广义的「五四运动」，时间断限则是从1917年以迄1921年，1917年作为起点标志的是环绕《新青年》和北京大学而生的新思想和新文学改革，以1921年作为终点则是由于运动的层面转向政治行动，思想和社会改革或多或少受到忽视。周策纵笔下的「五四运动」是青年运动、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集合体，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商人和工人的抗议运动、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型知识人所倡言的各种社会和政治活动。因此，学界若是以「五四运动」作为提笔为文的指称，通常是指狭义的「五四事件」，特指1919年那场学生运动；若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词进行叙述，则是所谓的广义的五四，是以1915年《新青年》（《青年杂志》）创刊为嚆矢，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广狭两义并用的五四运动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概念。

殷海光对于「五四」的阐释，大抵是广狭两义并用的「五四运动」，将「五四」视为是传统中国「一连串的极端反变」之高峰，是一个有新问题而且反权威的灿烂时代。在一篇自我回顾的文章中，殷海光认为「五四运动」可谓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五四时期的思潮观念，犹如大江大海般涌进：

又往往在一个时代，寂然无闻的大思想和大观念，忽然像火山似的爆发出来，震撼着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的文化传统被连根的摇撼着；外来的观念与思想又像狂风暴雨一般似地冲击而来。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感受到种种思想学术的挑战：有社会主义、有自由主义、有民主政治，也有传统思想背逆的反应。每一种大的思想气流都形成各个不同的漩涡，使得置身其中的知识人目眩神摇，无所适从。

诚如林毓生（1934-2022）所言，殷海光服膺五四初期鼓吹的自由主义，认为从英美文明发展出来的自由价值、人权观念、民主制度与建基于经验的理性，才是中国应该走的方向。重振五四精神，彻底实现五四早期所揭橥的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目标，才是救国的唯一道路。然而，自言深受「五四」影响的殷海光，对于「五四」的精神与理念，也非全盘接受。在一篇纪念傅斯年（1896-1950）的文章中，殷海光就直指「五四」所造成的弊病：

许多人诟病五四运动。我并不以为五四运动是毫无毛病的。至少五四运动所产生的副作用与布尔希维克洪流会合起来，形成中国空前未有的暴乱集团及其骚动。五四运动底许多作用，亦若许多带有群众性和变革性的初期运动一样，不易避免地有着冲动、幼稚、浪漫和狂妄的要素。然而，无论如何，五四运动所代表的时代是一个富于感兴的时代……这个时代为中国之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对于殷海光来说，自五四以来，中国的学术文化思想，总是在复古、反古、西化、反西化，或拼盘式的折衷之泥沼中打滚，无法开展新的视野。殷海光在〈自由人底反省与再建〉一文中，就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业绩。殷海光认为新文化运动时期铺天盖地引介西方的学术思想，是未经自觉的选择，尚未体察西方文化的全貌与脉络。因此，新文化运动虽有启蒙作用，这股启蒙运动看似「其势甚锐」，却没有坚实的基础，以致无以为继。

即便如此，「五四」作为殷海光毕生思想工程中重要的一项元素，殷海光对「五四」的评价仍属正面。「五四」所承载的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底蕴，殷海光认为自由主义的欧风美雨，敲醒了中国知识人的自由灵魂。表现在政治上的是清末的维新变法与辛亥革命，呈现在文化上的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自由主义底蕴，造就了北伐和中日战争的胜利。针对五四「运动」的性质，殷海光有所定义。殷海光将五四运动定义为「同化式的本土运动」（assimilative nativistic movement），所谓的「同化式的本土运动」是主张吸收外来文化，并把主位文化的价值要素和外来的新要素整并，创建新的文化统合，这样的运动在最初阶段，皆有反偶像的趋向，五四运动及其余波便是这一种本土运动的典型。（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