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档案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宝库”
早报记者 石剑峰
新式海关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现代化部门，1860年起，由西方人控制的中国海关按照西方的管理与统计理念，建立起了一套严格的申报、汇总、出版体制，并基本持续到1949年。这些中国海关文献档案中，就包括近代中国海关内部出版物，这些内部出版物，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文献库。由复旦大学吴松弟教授及其团队历时10年整理的《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约280册）首批199册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8月29日该书出版座谈会暨旧海关出版物与近代中国研究报告会在复旦大学召开。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设立的新式海关，由西方人长期主持，这套行政机构完全按照西方的管理方式运行，也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政府机构中最为现代化的部门。当时的清政府及其后来的民国政府海关，除了负责对外贸易、征税、缉私、统计之外，还负责航船停泊、引水、沿海灯塔和航标的设置与保养、疏浚航道、气象观测、口岸疾病检疫等诸多事务，甚至还参与各种外交与洋务活动。由于其特殊且重要的职能，近代中国海关工作中形成的大量内部出版物，涉及当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国际关系、生态等诸多方面。
据吴松弟教授介绍，1859年至1949年由海关总税务司署编写或委托编写的出版物都是经过出版的图书，不是未经整理的原始档案。由于这些出版物不进入市场销售，只为海关内部工作需要印制，所以称为内部出版物。1882年2月2日海关税务司署的第179号通令规定内部出版物不能进入市场，只有统计、专著、杂项等少数内容可以出售，且仅限于上海、香港、伦敦、横滨的指定书店。由于近代海关建立了系统、细致的制度，所以形成大量内部出版物。
这些内部出版物大体归为统计、特种、杂项、关务、总署、官署、邮政这七大类，此外还有100种内部出版物没有归类的称为“他类”。其中第一类多数为日报、周报、旬报、年报、十年报等，共14类，667种；第二到第七类，以及他类，450种。第一类中多数为定期出版的贸易统计数据和贸易报告。在第二类中最多的部分是医学报告、传染病的发病情况、中国人的健身习惯，甚至还记录中国的民间音乐。在“杂项”类中最多的内容是中国历次参加海外各种博览会的报告，当时参加海外博览会工作也由海关负责。在“他类”中，包含了一些语言学著作，其中包括1867年由海关编的语言辞典。
在吴松弟教授看来，尽管这些内部出版物内容都是围绕海关编写，但这些关于近代中国的档案最大特点就是“逐年记载，门类众多”。此外，这些文档也系统地分别按月、季、年，甚至按十年、按专题分类。海关内部出版物的所有统计数据和经济指标，也都按照当时全世界通用标准编制，有统一的格式和要求，因此大部分内容多用数字来说明，“细致程度远超当时中国文献笼而统之的记载，比如地方志。”此外，内部出版物还大量收入各式贸易和地形地图，很多地图尺寸非常大，甚至会详细标注每个灯塔的位置、运输线路上每条道路、经过的每个村镇等等。吴松弟教授认为，这些内部出版物不只是提供给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贸易史、海关史所用，还是金融史、政治史、医学史、交通史研究的档案文献。“这些档案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巨大宝库。”
总数约280册
首批199册已出
自1910-1918年马士的名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发表以来，数代英美与中国的著名学者利用中国旧海关出版物，完成一系列有关近代中国的研究。但中国旧海关史料大都深藏在国内外少量的档案馆和图书馆，且少有编目，收藏情况一直未知。目前各大图书馆所能见到的、最巨大的旧海关文献，即2001年京华出版社出版的170册《中国旧海关史料》，该套丛书大约收录了中国旧海关内部出版物七大类中第一类的60%。
2003年，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吴松弟教授幸运地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发现之前一直被遗忘的海量的旧海关内部出版物，多数系哈佛校友的捐赠。2006-2007年，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的帮助下，吴松弟教授两次前往哈佛进行全面清查，发现不计日报、月报和月表，各类海关旧出版物的总量至少已达1010期（卷）。
郑炯文昨天也来到了报告会，据他介绍，这批档案分三部分散落在哈佛，最大的收藏在燕京图书馆，是费正清教授当年研究时所收，目前保存在离哈佛22英里的一个库房里；第二个部分由哈佛文理学院图书馆收藏，当年在中国海关工作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会定期把这些出版物寄送到哈佛；第三部分由其他学院图书馆收藏。
经过约十年的整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约280册）首批199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其余80余册将于2015年全部完成出版。这些书基本未在国内外正式出版过，尤其是统计系列以外的六大系列更少有知晓。此外，据吴松弟教授和与会其他学者介绍，整理上海海关档案馆相关文献项目，也在推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