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狂悦》独裁者打不过作曲家两百年──乐团和电影共话英雄（周天玮）

贝多芬将他成就非凡的第三号交响曲定名为《英雄》，在完成创作的时候，他在总谱扉页上写着「献给波那巴」（拿破仑的姓氏）。 但他随即听到拿破仑称帝、摧毁了共和，于是他愤而不惜将扉页擦破，将献辞涂掉。（图／索尼影业提供）

我们是否又回到了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回顾2023年秋冬音乐季，柏林爱乐乐团选用了德国作曲家理查•史特劳斯所写的交响诗《英雄的生涯》开季，而且紧接着在四个星期之后，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三号《英雄》交响曲。转瞬间，对英雄的歌颂似乎成为了今天世界音乐之都柏林的一大艺术主题，并且透过柏林爱乐专属的《数位演奏大厅》平台（本月正欢庆15周年）而同步传遍到世界。

无巧不成书，过了四个星期，国家交响乐团（英文又名Taiwan Philharmonic）在台湾也隆重演出了史特劳斯的《英雄的生涯》，乐团并且聘请回到台湾服兵役的旅美小提琴家林品任担任负责独奏的乐团首席，话题性十足。

自2022年初，世界终于逐渐脱离新冠病毒危机，正暗自庆幸，不料一前一后，俄乌陷于战乱，台海滑向围岛边缘，双双立即引起举世关注。各大乐团的音乐总监和音乐家们一个个人同此心，心有戚戚，怎么会不想到一起？果然，进入2023年秋季，中东以哈战事爆发，美国拜登总统似乎还活在巴洛克时代，顿时备感左支右绌，难以团结面对灾难。于是，世人愈益加深了这一层「单极霸权末叶」的时代共同危机感，无怪乎芸芸众生能不呼唤英雄？

问题是，我们期待怎么样的英雄。

历史似乎存在着一个规律，西方独裁者必然利用古典音乐壮大声势、驯化人心。前有希特勒，后有普丁；希特勒以华格纳为最爱，而普丁也以关注音乐和柴可夫斯基大赛著称。然而从19世纪初叶开始，西方古典音乐跨入古典和浪漫两时代之交，独裁者被音乐家打败的例子登场了。

浪漫主义时代的作曲家们很愿意去歌颂英雄，英雄是他们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但是作曲家一旦终结了人身依附，取得了财务和政治独立，他们乐于歌颂的便不再是假英雄，而是真英雄。贝多芬正是这样一位开创者，他的九部交响曲可以联成一气看待，宛如一整篇大型交响叙事诗，描写着理念中的英雄，他的奋斗挣扎、他的事业、他的生活、他的热爱、他的思想内在和他的葬礼等各个侧面。

在古典音乐界几乎众所周知，贝多芬将他成就非凡的第三号交响曲定名为《英雄》，在完成创作的时候，他在总谱扉页上写着「献给波那巴」（拿破仑的姓氏）。 但他随即听到拿破仑称帝、摧毁了共和，于是他愤而不惜将扉页擦破，将献辞涂掉。随后在乐谱出版的时候，贝多芬再将标题改写为「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伟大人物而作」。历史文献记载的这个事实，具体说明了贝多芬否定征服者，鄙视专制，拒绝个人崇拜，而一心要为理念服务的崇高价值取向。

继续这个精神传统的作曲家，包括理查•史特劳斯。存在主义者史特劳斯在音乐上将英雄概念降尊纡贵，带到众生个人的层次。他所写的交响诗《英雄的生涯》是自传体，表示自己就是英雄，写的正就是自己和妻子的生活，而趣味和拿破仑相比，毫不逊色。这样自诩，在当时可能显得太过，但是从125年之后的今天回顾，一个具有强大创造力而思想超越的民间巨人，与帝王将相平起平坐，本无不可。史特劳斯并且还以他的生命，证实了他近乎执拗的观点。

史特劳斯一生作品洋洋洒洒，惊世骇俗而地位崇高。在纳粹初期，他担任帝国音乐院的院长，却坚持「政治不正确」，继续保护犹太音乐家并且与犹太作家紧密合作，因而失去了宣传部部长戈培尔的信任，直到被迫辞职，可他盛名不衰。二战结束前夕，美军坦克开到，他站在家门口，宣布是歌剧《玫瑰骑士》和《莎乐美》的作曲家，便全家得到礼遇，门前插上“Off Limits”的牌子，秋毫无犯。当此之时，独裁者希特勒已经坠入生死挣扎，辗转反侧于遗臭万年，境遇显然不能和他这位「素王」相比。

写到这里，让我联想到金希文作曲的《黑须马偕》和《马偕组曲》。 加拿大传教士马偕在19世纪末到台湾传教与行医，他一生奉献的精神与行止，完全符合史特劳斯民间英雄形象。2023年1月，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和台北爱乐合唱团联合演出《马偕组曲》，我受邀在台北国家音乐厅聆赏。金希文作曲非常成功，内涵与技法成熟大气而有创造性，台湾应该为拥有这样的作曲家、作品和音乐家们、焠炼出像这样的演出夜晚，而感到自豪，份量足以傲视世界舞台任何一个第一流的原创演出。

最近好莱坞推出的两部电影，际遇天差地别，似乎再度印证了前述的英雄观。影片之一、耗资甚钜的《拿破仑》评价惨败，而同样是传记大片、描绘美国作曲家兼指挥家伯恩斯坦一生的《大师风华：真爱乐章》却得到相对好评。原因当然可以归于制片、导演、演员、剪辑等不一而足，但是一大关键不能忽视，那就是拿破仑做为一个主题人物，先天不足，毁誉参半。正如同他所遭遇到的「贝多芬愤怒时刻」，独裁者终结共和的丑恶记录，永远无法洗刷，而且今天走到民主时代，评价相形更低，电影编剧焦灼于叙事与角色人格形塑矛盾，如果杀不出一条血路，观众便无法建立认同。

因此，独裁者的一大历史教训，或许便在于他不但无法通过史家文字的褒贬，也无法侥幸回避作曲家这一关。即使音乐的符号貌似桃李不言，特立独行作曲家的精神力量与血肉之躯，在生命的殊胜时刻，其光明灿烂可能不下于「太史简、董狐笔」。

而且，如果要问到作曲家那「桃李不言」的表述究竟是什么？大指挥家君特•旺德有一句名言可以借来做为答案。他说，「音乐所表达的，非文字所能形容，但又不能不说。」那不能不说的，便是音乐的力量之源。

所以，放眼世界，还有多少独裁者会被音乐家打败？

（作者为专栏作家、文化评论人、加州律师、美国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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