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田里写上海交际花 白先勇的1949集体记忆

白先勇在28日于纪州庵文学森林的讲座中回顾写作历程，大聊《台北人》的人物原型。（邓博仁摄）

白先勇（左）与出版《台北人》的尔雅出版社创办人隐地（中）、出版《孽子》的允晨文化总编辑廖志峰（右）在纪州庵文学森林的讲座中，畅谈两本书的出版点滴。（邓博仁摄）

防疫有成，艺文活动解禁。28日下午，白先勇与出版《台北人》的尔雅出版社创办人隐地、出版《孽子》的允晨文化总编辑廖志峰在纪州庵文学森林的讲座中，畅谈两本书的出版点滴。白先勇回忆，25岁时，他正在美国爱荷华州攻读创意写作班，「那里到处是玉米田，我就在一片玉米田里，背景非常不合的写出了《台北人》里的上海交际花。」

一位当时才25岁的年轻人，如何在《台北人》写出当时父执辈经历1949年的沧桑？白先勇认为是源自中华民族的历史感和集体记忆，当年国民政府才刚刚抗战胜利，从重庆回南京，举国欢腾，却在短短四年后变化，政府又从南京迁到台北，他自己经历过这一段，虽然当时年纪小，却很有感触，「虽然这本书是短篇小说集，但在潜意识里有意无意的，每一篇都是以同一个主题贯串。我用完全不同的技巧、观点和语调去写，就看起来很不一样。」

《台北人》当中丰富鲜活的人物肌理，则是源自各种记忆的拼凑，例如〈永远的尹雪艳〉中，尹雪艳这个角色来自童年记忆。白先勇表示，小时候在上海住了三年，看到老上海当年繁华的最后一撇，「我曾经过百乐门舞厅，在路上看到舞小姐，穿着旗袍拿着扇子进去，走个两步路，样子真的就是不一样，虽然我还是个小鬼，但都看在眼里了。」

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描写的夜巴黎舞厅的金大班，则是出自白先勇唯一一次去舞厅的经验，「哥哥带我去过一次西门町的夜巴黎，就碰到了『金大班』，她真的是从上海百乐门来的，讲话整个上海派头。我觉得这个人有趣极了，就替她编了个故事。」

白先勇表示，「我写小说最重要的是脑中有一个人物，再去编故事，主题是有意无意的影响。写作很奇怪，有时听一首歌、看一个人，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一篇小说。写作对我来说还是『受罪』的，没有人能告诉你要写什么，或该怎么写。作家只有靠自己，只有你一个人三更半夜在书房里慢慢磨，磨出来好不好也不知道。」

白先勇坦言，他不是快笔，写的很辛苦，要慢慢磨，像是〈游园惊梦〉就写了半年，苦得不得了，丢弃的草稿就有一大桶，后来把音乐的节奏写进去、打破时空限制，才觉得写对了。金大班则是写的最快的一篇，三天写好，「一边写一边笑，学金大班骂人的样子。还好我还会讲一点上海话，写的很好玩。」

隐地笑说，出版人最怕出版的书有错字，但尔雅出版的800本书当中，他可以很自豪地说，《台北人》如今是一本「没有错字的书」，「因为读者很多，又卖得太好，每次读者告诉我们哪里有错字，旧版卖完后，很快就可以改正重印。《台北人》因为一直再版，可以一直修改错字，到今天都还在再版。」

隐地表示，虽然和白先勇同年，也十分崇拜喜欢这位老友，但对于出版的书，挑惕得「真的有点烦」，「他会在半夜睡不着时，重读《台北人》，发现有错字就传真或打越洋电话来，说又看到哪里有错字。」《台北人》改版的书封，在设计时白先勇更是东挑西选，改了17个版本都还无法决定，最后定稿时还被设计师要求画押签字，怕他又再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