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学贯中西的启蒙大家，何以被最需要他的时代所忽略？

他生于新时代，却追慕旧时的文人风骨，是中国的传统“士大夫”；他热爱中国文化，却用大半生投身研究欧洲文明，是在中国首倡“欧洲学”观念的人。

历史学者雷颐说，他是一身跨两代的知识人；社会活动家刘苏里说，他是真正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事实上，他不仅学贯古今中西，更是当代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他接受的是民国的教育，在亲历了“反传统、反资本主义”的文化激进革命后，他潜心研究，成为打通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大家，他看清了近代中国转型最大的困难是传统文化中缺乏“民主”与“科学”的基因，只有嫁接西方启蒙时代的种子，才能长出现代文明。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新中国最早的启蒙先驱，他就是陈乐民。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绕不开的人物，直到今日也并不为大众所知，他的作品也被长期淹没在互联网时代的快餐文学里。直到著名作家阎连科无意中看到他的文字才感慨说：终于知道自己原来是多么的无知、狭隘和偏执。

陈乐民先生，这位学贯中西的启蒙大家，何以被最需要他的时代所忽略？

▲陈乐民保存的唯一一张母亲照片

▌在激进和保守的思潮中，他试图找到新路径

陈乐民于1930年出生在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在那段民国年间，他既接受了旧中国的私塾教育，又接受了新中国的教育，可以说是“旧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代，对传统文化有独到的见解。

1953年，大学毕业的陈乐民因工作需要被分配到涉外部门。当时，国门初开，中国与大多数欧洲国家还没有建立官方的外交关系，陈乐民成了新中国最早一批与西方打交道的民间外交家。

在涉外工作的十余年间，陈乐民走访了亚、非、拉、欧美等30多个国家，从事外交接待。在他接待一位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的德国记者时，他听到这位记者对国内外形式不同的见解，第一次感到震惊，并与他发生了激烈的学术辩论。

这样的工作经历和之后大量的学术交流让陈乐民的思想观念不断与西方发生碰撞，欧洲的政治、历史、哲学、科学、艺术等，都悄悄流进了这位传统知识分子的脑子里。

▲1956年，陈乐民与妻子资中筠在布拉格

在深入探究中西文化后，陈乐民发现，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在近百年间领先世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西方在经过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后，催生出理性与自由的精神，为现代化的政治文明播下了种子。

康德在《何为启蒙》中说，启蒙具有普适性，任何一个民族从愚昧、专政、盲从的社会到文明、民主、自由的社会，都必须经过“启蒙”阶段，不能逾越和绕过。

而反观中国，在经过秦制以后两千多年的持续发展后，“专制主义”和“臣民主义”全方位贯穿了国人的思维方式、信仰系统、知识谱系、伦理谱系等，缺乏启蒙思想的种子，一直都没有完成现代化的转型。

陈乐民的价值正在于此。他在《在中西之间》写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可能等中国自己自生地‘补齐’了课再一起前进，中国必须，而且只能从西方文明中移植和嫁接过来对自己有用的物质和精神的东西。”因为，民智不启，什么制度都没有用。

在他看来，中西之间实际上是相通的，中西之“别”很多时候是人为制造的。中国的启蒙，既要看到传统文化中优秀、独特的一面，又要看到与西方文化普适相通的一面。

在民主主义者追捧恢复传统，激进主义者呼吁全盘西化的缠斗中，陈乐民的这种主张有点两头不讨好。正因如此，他的价值一直被人们长期忽视、冷藏。

▌在知识分子失格的时代，他是最后的“士大夫”

1970年代末，陈乐民结束了让人艳羡的外交工作，回到中国。此时，国内百废待兴，像他这样学贯中西，有长期外交阅历，又能与西方顶级学者平等对话的人，完全可以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国师”的道路，名利双收。

然而，陈乐民却选择放弃仕途，如愿进入了并不“吃香”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担任所长。

那时人们都认为，研究国际问题就是给领导出谋划策，但陈乐民却一心专注学术研究，把欧洲所办成了一个真正的学术单位。这或许就是他是最后一位“士大夫”的原因。

他的“陋室”中始终挂着他自己写的“无求”两个字，这是他生命的宗旨。如他一幅画的题字 “丹青不知老之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是对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

▲陈乐民书法

他潜心于中西历史文化比较，眼里看的是欧洲，心里想的是中国。他说：“治西学者不谙国学，则飘浮无根；治国学而不懂西学，则眼界不开。文化割弃了传统，是贫瘠的文化。”

每当他参加国际会议时，很多与会人士称赞他对欧洲文化不仅了解深刻，还能融会贯通，就连欧洲本土学者都夸赞他是“来自中国的欧洲学家”。

女儿陈丰评价说：“父亲一生都在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他本可以一直活得像一位隐士。然而，到了80年代末期，中国这艘巨轮骤然掉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折，深刻刺激、影响了陈乐民的精神世界。当他回头去分析原因、寻找解释的时候，就重回到了启蒙的起跑线上。

▲1991年，陈乐民在美国威尔逊中心演讲

此时，已进入天命之年的陈乐民被病痛缠身，一周三次要在医院中做透析，极其疲劳痛苦，相当于将余生缩短了一半。但在经历了现实与精神世界的双重洗礼后，陈乐民又扛起传统士大夫的家国责任，重新思考启蒙，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命运。

在人生的最后10年间，比他年轻的透析病友都提早离去。但陈乐民靠着对学术的热爱，坚持了下来。他在适应血透之后，练成了一边治疗一边看书思考，打腹稿的本事，然后第二天再完整地写出来。由于他思考不辍，笔耕不辍，他大部分的学术成果都是在维持生命的最后10年里完成的。

爱因斯坦说，“是人格而不是才智，造就了伟大的知识分子。”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除了有自由精神——不迎合大众，不对权力、资本唱赞歌，还需要有对苦难的接纳和家国关怀。在士人精神缺失、知识分子失格的时代，这样的人少之又少。

如果说，80年代后中国与世界的巨变让陈乐民的思想再一次化蛹成碟，那么他谦逊、淡薄名利、有担当的品性让他的思想更加纯粹、有力。然而，在浮躁的年代，低调、引而不彰的品质，虽然是一种稀缺的美德，但却很容易被埋没。

▲陈乐民作品和太太签名

▌在多巴胺的网络世界里，他是被淹没的理性之光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冯绍雷说：“陈乐民既是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专家，但同时又从事大量的跨界研究。对历史、文明、文化的研究，他不光开先河，而且留下的东西最影响后人，他是这样一种两股潮流汇合的代表性人物。”在之后的苏联式教育或西方式的教育模式下，像陈乐民这样一位打通文史哲领域的通才很难再有。

他写《欧洲文明的进程》气魄雄浑，从古希腊一直写到“欧洲与中国”。他还在《哲学絮语》中从孟子、朱子，一路谈到马哲、康德，无不言之有物，博学程度让不少当代学者汗颜。

陈乐民认为，没有文史哲的素质，也可以滔滔不绝地讲国际问题，讲得天花乱坠，但是，如果有文史哲的厚度，再说出同一番话来，穿透力就不一样了。

北京大学教授王逸舟说，陈乐民的作品，就是一杆秤。在你研究国家战略、国家利益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的时候，能教你保持一种温润的态度。

更为难得的是，陈乐民谈论的虽是深刻话题，却没有任何学究气。他的文字朴实、自然、娓娓道来，一如他笔下的书法字画，是浑然天成的大家风范。

这种圆融无碍地自由阅读、书写的文风，与当今流行的渲染情绪、鸡汤的“互联网表达”背道而驰，已极为少见。而当理性越来越像奢侈品时，陈乐民作品中闪烁的理性之光，也让很多人感到压迫和不安。

麦克卢汉曾说，媒介即讯息，不同的媒介，会重塑不同的知识及其头部作者。2008年，随着陈乐民的溘然长逝，随之而来的新媒介时代，使他的著作被淹没在多巴胺的网络文学里。

▲2018年，陈乐民10周年追思会

然而，是珍珠就不该被埋没。近些年来，陈乐民先生的作品被散落在各大出版社。幸运的是，在陈乐民逝世10周年时，在亲友和出版人的共同努力下，陈乐民作品集幸运出版发行。本套书收录了陈乐民先生文、史、哲、国际关系领域的最好著作，细加考订、编次成迄今最全的《陈乐民作品新编》典藏版（9册）。

本套书出版至今，虽然没有“畅销”，却润物无声影响了很多人。

正如前《南方周末》资深记者、作家夏榆说：“我猜想这套九卷集的《陈乐民作品新编》或许也会被印刷品湮没，难被世人识别，这是文化的命运，也是文明的境遇。所幸在这社会大潮之下，存有潜流，尊崇优质的智识和独立意识，这使得一些具有思想力的书籍可以行世。对文明的珍存是对人类智识之火种的守护和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