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告诉人民 减碳是要付钱的

（图／达志影像）

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目前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举行，理论上应为全球减碳订出未来具体行动方针，但包含《经济学人》杂志在内，对于本次峰会是否会有具体结论，都不看好。瑞典环保少女桑伯格等人已经在该地发起游行活动，宣称这次的大会又和过去一样，将只是一场口水秀。

真正已经端出具体措施的是欧盟，要在2026年课征边境碳税，而且在实施的前两年开始准备措施，包含被指定行业在出口到欧盟时，要就排碳量进行申报。欧盟如此做的主因是来自该地厂商的要求：这些厂商认为，他们依欧盟规定要缴纳碳费，但别的国家如果不需支付碳费就出口到欧洲，对于他们不公平。欧盟的决定可能会有连锁效果。其他国家出口到欧盟，如果自己不课碳费，欧盟就要帮你课，这会诱使其他国家也课碳税。

全球温室气体减量是全球共识，在公司治理方面，则是俗称ESG的一环，目前有很多团体在协助推动中；例如不少银行推出永续连动贷款，也就是向银行申请贷款者如果能满足一套减碳改善标准，利率可以优惠。在会计报表方面，愈来愈多的企业被要求要揭露碳排放量，包含生产、能源使用，甚至员工通勤的排放量。

不可讳言的是，不管ESG多么热闹，最后真正会产生经济效果的应该还是碳费。目前欧盟碳费每吨70美元，韩国的定价大约是16美元。台湾的排碳量在全球位居21，也不算小，如果全面课征碳费，当然会对厂商形成冲击。问题来了，最后是谁付钱呢？

以美国为例，在二次石油危机之前，美国的经济曾经历过所谓「黄金时代」：人口增加以及薪资依照生产力上升，使得消费稳定上升；企业愿意投资，因为他们知道生产的东西一定卖得出去；这就构成了良性循环，投资、生产力、薪资和消费同步增加，劳动和资本的分配比率大致不变，达到「共存共荣」。

石油危机一来，打破了这个局面。进口油价上涨，一定要有人付钱。企业家不愿意付钱，他们提高产品售价来反映原物料涨价，使得物价上涨；工人不愿意实质薪水降低，就要求厂商提高薪水。厂商可能迫于罢工或是其他压力不得不提高薪水，但不愿意吸收这个成本，又调高物价，这样一来工人就再度要求提高薪资，最后演变成工资与物价比赛上涨，进入「停滞性通货膨胀」，也就是经济发展停滞、通货膨胀不断。

减碳的冲击不会小于能源危机，只不过它不是突然发生，而是慢慢成型。当然我们可以往好的方面想：有了这个冲击，有了碳税，企业和消费者就有巨大的动机来节能减碳。而这个努力一旦开始，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正面效果。比如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世界著名厂商3M，当年为了适应该州严格的污染排放要求，重新检视生产过程，设计新生产线；历经这段过程以后，这间公司发现它的生产成本居然比原本更低，所以后来有学者把这整个过程写成一本书，叫做《污染防治划算》（Pollution Prevention Pays）。

在减碳的过程中，这样的事情当然可能发生，我们也希望它会发生。但反过来说，谁敢笃定这会在每个产业都发生？如果没有普遍发生，那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最后一定要有人付减碳帐单，问题是谁付？依照过去的经验，最后负担的应该还是一般百姓，也就是消费者。有可能政府会负担一些，但政府的钱还是来自纳税人，所以终究还是一般人民负担。

这就是美国前商务部长萨默斯所说的「气候型通货膨胀」。基本上政府有责任告诉人民，减碳是要付钱的。如果一味逃避，在民粹压力下甚至连电价都不敢涨，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一年拖过一年，一直拖到最后一天；难怪台湾在「气候变迁绩效指标」排名居全球倒数第五。在这样的情况下，结果将很可怕。拖到最后一天的涨价会是突然而且大幅，消费者吃不消，而且在那天来到之前，企业没有足够的动机来从事新产品的开发或新制程的设计，最后会让台湾在全球减碳运动中变成众矢之的，那才是人民和企业的悲剧。

（作者为东吴大学巨量资料管理学院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