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灿烂，为什么没有孕育科学大师？
《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著作李约瑟先生曾发问：中国古代有灿烂的文化，为什么没有孕育出科学，产生像牛顿那样的科学大师？这个问题虽然很刺痛我们，却不能回避。
爱因斯坦先生认为，科学的产生是建立在古希腊萌芽的形式逻辑与文艺复兴后的试验验证实践的基础上。按照他的观点，中国的四大发明是技术，是实践中应用或偶然发明的，而不是通过科学思维的指导下完成的科学研究。
尽管我们越来越明白，科学探索才是人类的星辰大海，但困扰中国社会的，依然是科技进步那么快，但大部分都是技术的运用，比较少有科学突破性的成果。
杨振宁先生曾指出，是《易经》阻碍中国科学的发展，因为《易经》重“归纳”，少“演绎”。“演绎”就是科学思维方式，从一般原理出发推导出结论的形式逻辑。这个观点招致很多人反对，但细想，杨先生与爱因斯坦说的是同一件事。
回望西方科学技术之发展的原动力，与“浮士德精神”密切相关。浮士德精神的核心是：人们积极地探索世界，抵御各种诱惑，最终实现自我价值。在西方世界，这是普遍精神。
在西方，人们公认牛顿、爱因斯坦、伽利略、达尔文……，是影响人类最大的人，在他们之后才是宗教和政治领袖。这些科学家们成就与“权力”要比华盛顿都要大，他们是人类的精神领袖！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科学家的成就，往往视为为国家做贡献的“奉献精神”。也有人说，要让科学家也像明星一样，让人知晓，引导向往与崇拜。相较于之前的默默无闻，这样的倡导也是一种改变
但一个科学家的终身探索，最初的本意并不是为了物质奖励，为了成为科学明星，为了被人崇拜……。他们之所如此专注，是源自内心深处对自我价值的追寻与实现。
在“浮士德精神”中，探索自然取得巨大的成功本身就是一种最终价值实现，它和成为国王成为领袖是同等分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在当时没有经济价值，但在西方却如神一般的存在。从“浮士德精神”出发就很容易理解，探索自然的奥秘而获得的成就，并不需要兑换成名誉、地位、金钱，也能成为人们心中的“伟大”。
但在中国的传统里，牛顿与爱因斯坦们，会被成为“工匠”，弘扬匠心精神，但一定很难成为精神领袖，或是地位比肩历史上的帝王。
如果我们理解“浮士德精神”，就会理解为什么一个人会终其一生都在做一些非常基础细节的研究，因为在他们心中，即便是最基础的研究，当有了探索之后的成果，那分量与治理国家的成就是一个层级的。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正是因为“浮士德精神”是西方文化中的主要精神，是支撑科技创新的原动力，探索自然是很多人人生的终极目标，所以西方在各个学科才会有源源不断的顶尖人才加入。他们不是为了道德上的奉献，而是在追求自然的奥秘，是在追求用我们传统文化很难理解的终极“权力”。
今天，如果你身边的一位年轻人跟你说：我要向爱因斯坦一样探索自然。他可能会遇见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会有人劝诫他说，你还是实在一点吧，爱因斯坦是什么人，你又是什么人。好好工作，多赚一点钱。成家立业过日子吧。
第二种是，这个人大半生都在努力，但没有得到成果。然后他要面对这身边人普遍的质疑，或许会成为一个冥顽不灵，不通达生活的执拗之人的案例。“你看，就是死脑筋，都快五十了，还在瞎折腾！”
第三种，可能是最好的吧。他终于有了一些成果，并且也成为一个科学界的名人。那么接下来呢？他可能评上认定的职称，获得不同层级的资金支持，可能也有用一支自己的研究团队，被社会各界评定为，一个一直都在为国家做贡献的人。
也许，在未来的社会里，会出现另一种声音，那便是一个人无论是从政，从商，还是置身科学探索，在广泛的社会认定体系里，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终极目标，那便是不断探索，不断追寻，为实现自我的价值，与人类共同的价值。对于科学成果的向往与渴求，更甚于对权力与物质的渴望。
那么，我们便更需要“浮士德精神”了
沙 龙 慢 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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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周四）晚7点
上海交大法学院讲席教授高全喜做客慢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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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不散 ，敬请期待
嘉 宾 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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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方向为宪法学、法哲学与政治思想史。在国内外出版的学术专著：《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休谟的政治哲学》、《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The Road to the Rule of Law in Modern China（Spinger Heidelberg New York Dordrecht London 201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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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丨鹿茸哥 佑斌
排版丨慢师傅
编辑丨WEY LE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