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网》两岸双向交流三十年 汪道涵与中评（郭伟峰）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左）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资料照）

我从事港澳及两岸关系新闻报导工作始于1982年，在近40年的工作历程中，其中30年主要致力促进两岸新闻的双向交流，30年中又有24年是致力构建两岸新闻双向交流的平台。非常有幸的是，在1997年至2005年的7年多时间里，我们是在汪道涵会长直接指导下创办与运作《中国评论》月刊、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构建中国评论通讯社、中评网。因此，对于汪道涵会长的沟通两岸的新闻思想的理解，我可能要比一般人更加深刻。

一，《中国评论》月刊、中评社的奠基人是前海协会会长汪道涵

1993年12月，我当时任职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分管两岸及港澳、华侨华人新闻报导工作。为了促进两岸经贸交流，我与时任台湾《中国时报》的总编辑黄肇松、副总编辑俞雨霖合作，共同在上海举办浦东与长江流域开发的两岸经贸论坛，这是两岸交流的首创。《中国时报》向我们提出条件：务必邀请汪道涵会长出席论坛的开幕式，为此，中国新闻社社长诸有钧带领我们一行去拜见汪道涵会长。第一次是与汪道涵会长共进晚餐，席间，我谈及采访国民党「十四全」的感受，汪道涵会长大感兴趣，立即放下筷子，让服务员拿来纸笔，亲自作记录，他不停地向我提出问题，又不停地记录，基本上没有夹菜，我也不方便吃喝，这个晚餐是饿着的。汪道涵会长在餐后又邀请我们第二天上午到他的办公室再叙。去到他的办公室之后，他让我们一行坐在上席，自己搬个有写字板的板凳坐在下席，就台湾情况继续问了很多问题，我一口气讲了3个小时。汪道涵会长对台湾的问题的关心与了解程度，超出我的想像，他的智慧与胸襟，让我仰止，他的礼贤下士的风范，令我折服。

1996年，面对两岸关系濒临战火的空前危局，我与周建闽等多位好友讨论创办一份以理性沟通两岸的智库杂志，以思想来化干戈为玉帛。这个时候，上海东亚所所长章念驰提醒我们说：为何不去找汪道涵会长呢？他一直都有办刊物的想法。见到汪道涵会长之后，我们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的鼓舞。汪道涵会长说：「两岸沟通需要借船出海，支持你们毫无问题，总之一句话，配合你们、支持你们、帮助你们，我当你们的联络员」。

时任国务院台办新闻局局长的张铭清曾经这样撰文回忆说：「汪老把借船出海这件事一直挂在心上。他不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且已经付诸行动了。在『十五大』期间，他就多次与有关方面谈过。他还就《中国评论》月刊的社长、总编辑人选亲自进行认真挑选，属意中新社副总编辑郭伟峰、港台部副主任周建闽分别担任社长、总编辑。我听了暗自佩服汪老知人善任的慧眼，这两位真是《中国评论》月刊的不二人选。他们不仅有丰富新闻工作经验和过硬的新闻业务能力，而且对台湾的情况非常熟悉，还是我多年的好友」。

在汪道涵会长的亲自指导、帮助下，《中国评论》月刊于1998年1月正式在香港创刊发行。一叶小舟，就这样鼓足勇气张帆出海。

关于如何办好《中国评论》月刊，汪道涵会长与我们有非常深入、频繁的交流讨论，有非常具体周全的指导，在整个过程中，我充分认识到，汪道涵会长已有成熟的新闻思想，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必须具有共同性、共构性、共享性的思考下，汪道涵会长关于两岸关系新闻传播思想也具有丰富内涵，深刻影响了中评社的发展过程，直至今天，乃至未来。

二，汪道涵会长关于创办《中国评论》月刊具体思考与理论指导

在与我们十多次讨论如何办刊的过程中，汪道涵会长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为我们做出了明确的指示，至少涉及几十个问题。我曾经说过，《中国评论》月刊真正的社长和总编辑是汪道涵会长，我和周建闽不过是忠实的执行者而已。汪道涵会长是把自己对两岸前途、国家命运的深层次思考，都折射到这本杂志上来了。其中的10个问题尤为重要，为《中国评论》月刊乃至中评社定下了基调，指明了方向，赋予了历史的责任：

1，关于刊名问题：汪道涵会长带领我们进入了具体策划创办杂志的环节，他认为我们原先为杂志起的名字《中国统一论坛》月刊不理想，应该改为《中国评论》月刊。我问这个刊名会不会显得太大了，汪道涵会长回答说：「这个刊名气魄大，这样一来，杂志评论的范围更大，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大陆问题都可以放进去，读者的面也更广了，更加有包容性了。」在后来的实践中，我们领悟到，月刊名字的改动，一下子就拓宽了受众的广度，增加了内容的深度，更是构建了两岸理性思维对接的高度。

2，关于在哪里办刊以及个人志向的问题：《中国评论》月刊应该放在哪个地方办？汪道涵会长进行了认真分析，对在大陆、在澳门或在台湾办的利弊都有思考，最后他指出：《中国评论》月刊应该放在香港办，香港有办好这类思想型杂志的条件。香港回归后实践「一国两制」，需要观察，需要总结经验。港台关系密切，「一国两制」对两岸和平统一有重大参考价值。《中国评论》月刊应该要立足香港，在港言港，要支持「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我和周建闽遵命而行，1997年底赴香港办刊，1998年1月，《中国评论》月刊在香港问世。

汪道涵会长还用孙中山先生1923年在岭南大学的演讲名言来激励我们：「劝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他说：「历史上大官有千千万万个，《中国评论》月刊办好了就只有这一个。」汪道涵会长的执着，坚定了我们扎根香港办好杂志的信心。

3，关于经费来源问题：为了保证《中国评论》月刊能够保持独立性，可以在两岸及港澳发挥客观包容的作用，汪道涵会长指示：在香港要用「四不沾靠」的原则来办刊，无论是月刊的采用文章标准还是资金来源：一不沾靠政府、二不沾靠政党、三不沾靠财团、四不沾靠社团。舆论上一切要靠自己的判断决策，经济上一切要靠自己从市场获得。因为有这「四不沾靠」的约束，《中国评论》月刊在很短时间内就在两岸构建了相当的公信力与影响力。

起初，我与香港一家财团商谈了合作事项，并草签了合作协议，这个财团规模实力在香港是名列前茅的，但是汪道涵会长表示不看好，后来我们就停止了合作关系。当然，汪道涵会长非常清楚香港流行的一句话：「要你跳楼，就让你办杂志」，没有钱是万万不可能的，令我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感动不已的是，汪道涵会长亲自帮忙给杂志介绍广告，他也同意要获得来自市场的合理资金，他还说：「希望你们当中有人能成为香港新的『资本家』，用自己赚来的钱办好月刊」。在汪道涵会长鼓励下，我们自力更生解决了杂志的发展经费。2004年，徐鹰专业团队加入，与我们合作构建了中评社、中评网，实现了通过网路沟通两岸的构想，对此，汪道涵会长是非常欣慰的，在生命的倒数时刻，他向我们这个新团队转达了问候，对中评社、中评网表示支持，希望我们继续努力，为两岸和平统一作出更大的贡献。

4，关于编辑方针问题：汪道涵会长教导我们，一定要坚持理性的立场，多刊载说理的文章。汪道涵会长具体提出了办刊的十二字方针：「摆事实、讲道理、明是非、求共识。」他提出，一定要把杂志办成一本两岸、港澳以及海内外华人和国际精英都要看的刊物，应该出思想、有理论，切勿热衷搞过于琐碎的信息，要让读者有思考的空间，而非去面对奇闻怪论。杂志首先要有兼容性，其次要坚持客观性，第三就是要说理。

我们理解，汪道涵会长是要求我们把《中国评论》月刊办成一个思想交汇的平台，要让不同的意见在这里交集，最后形成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识，是讨论问题，是凝聚共识，不要把自己局限在所谓的舆论斗争框架中。所以，月刊不能办成纯学术杂志或者一般的新闻时评杂志，更不能办成通俗杂志，不能变成一个只会喊口号的宣传机器。

5，关于作者与内容问题：汪道涵会长认为，《中国评论》月刊必须占据战略高度，作者应该包括两岸、港澳及海外的，稿件的构成应该是334，即大陆作者为四成，台湾作者为三成，香港及海外作者为三成，要谈统一问题、台湾问题，也不能不谈香港问题，在港必须言港，还要谈国际问题，重中之重是中美关系问题。杂志应该办成一个大家都可以提意见的平台。汪道涵会长特别强调，关于中国问题有「三论」会长期存在：「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前途不确定论」，对此，《中国评论》月刊要多发表文章，用事实说话，释疑解惑，发挥独特的理论解读作用。汪道涵会长说：没有纯粹的台湾问题，不要孤立地看台湾问题，要把台湾问题摆在全球大格局中来做思考。

经过24年的努力，我们已经组织起了庞大的作者群，《中国评论》月刊已经发表了数千位专家学者的文章，中评社采访了数万次专家学者，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出版了4500多种图书，中评智库基金会与200多家智库签约合作。其中仅思想者论坛一个项目就坚持了24年，至今举办了378场，共有2799位专家学者参与。最为重要的是，其中台湾、香港、澳门、美国、韩国、日本的参与者超过了一半，达到了汪道涵会长设定的目标。

6，关于中美关系问题：汪道涵会长每次与我们商讨办刊事宜的时候，他都会谈及中美关系，明确指示《中国评论》月刊要深入关注中美关系问题。他指出，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国际关系，他预判中美两国的力量同时上升必然会引起全球格局以此为支点展开变化。因此，对中美关系既要有战略远见，也要有外交智慧，也必须有理论的创新。他要求《中国评论》月刊要参与到中美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的中国理论构建中去，不能在西方的国际理论后面亦步亦趋。但是，一定要以稳定中美关系为出发点。当时我们已经知道，汪道涵会长正在全力以赴开辟中美第二轨道安全对话。由此，《中国评论》月刊、中评社一直把中美关系稳定与发展作为重要的关注内容，即使在中美关系几近破裂的时期，我们也没失去信心。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但是务必寻找新的起点，历史就是这样循环递进。

正是在汪道涵会长的指导下，《中国评论》月刊、中评社逐步形成了在中美关系上以和为贵的顾全大局的原则立场，以和平合作不对抗、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思维来对待中美关系，形成了自己的中美关系大局观。即使在中美关系遇到最恶劣状况、中美关系危若坠卵的时刻，我们也能坚守三大原则不动摇：第一，要有助于清晰判断中美战略意图。第二，要坚决反对中美之间的鼓动战争意图。第三，要充分理解中国调整中的对美政策，要支持和平与发展的政策主张。

7，关于沟通与发展问题：汪道涵会长一再叮嘱我们，《中国评论》月刊在两岸最直接的作用就是要发挥沟通的功能，他认为两岸当局的沟通今后可能会越来越困难，急迫需要一个能够公开沟通的媒体平台，因此，先让月刊在香港站住脚，然后可以创办出版社，为两岸的专家学者出书，出版社与月刊可以相辅相成，最后应该建立网路媒体，利用网路新技术来沟通两岸知识分子的思想，要为沟通而发展。中评社的发展就是按照汪道涵会长的规划一步一步实现的。时任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常务副秘书长辛旗先生在追忆汪老的睿智与风范时说：「汪道涵在生前，常说的一句话是『万事莫如沟通急』，的确，他一生都在为两岸的沟通积极奔走」。「万事莫如沟通急」，也是汪道涵会长对我们的殷切期待。

现在，《中国评论》月刊与中评社沟通的作用在于促进两岸民心民意的沟通，最重要目的是推动两岸主流知识分子进行双向而行的认知沟通、争取各类观点多维趋一的效果。沟通的基调是平和的、说理的、善意的，让各方都感到有必要的，在两岸之间实现有效沟通。

8，关于对待民进党人的问题：汪道涵会长认为，台湾政局有可能进入选举政治与政党轮替时代，无论如何，大陆会敞开大门，期盼两岸双方能够在既有基础上对话与谈判。与此同时，也要提醒台湾的执政者，如果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进行严重挑衅，就会把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推向危险的边缘，和平统一机会之窗就会关闭。汪道涵会长特别指示：要重视民进党人，对其「台独」立场无法苟同，但他们提出的一些合理客观的问题要作思考。他还明确指示，可以向一些民进党专家约稿。汪道涵会长这个指示，在1997年时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有石破天惊的味道。但是，这个指示，开拓了《中国评论》月刊、中评社与具有理性思维的民进党人的互动关系。

9，关于对待台湾同胞的问题：汪道涵会长在台湾问题的思考方面，最令人感动的是具有浓郁的民本思想。他常常说：「对台工作争取民心是第一位的」，「与台湾朋友交流要易位思考」。前国务院台办新闻局局长张铭清在一篇回忆录中，记载了汪道涵会长的话：汪老说，「要以争取民心为出发点，所以要从台胞的心理考虑，要知己知彼，两方面都要了解，不能自说自话。他还引用清代赵藩在成都武侯祠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强调国家的统一要使台湾人民心服口服，两岸统一是一个渐进、曲折、长期的融合过程。融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时间和耐心，历史上的融合都是不容易的。两岸隔绝了几十年，两岸同胞需要从几十年的敌对状态下走出来，达到民族认同和构建共同的利益基础需要一个过程，急不得，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嘛。」这些话，也是汪道涵会长对我们的谆谆教导，更是《中国评论》月刊、中评社永远把台湾同胞看作亲人、从不口出恶言、至今能够保持和平统一舆论定力的根本原因。

10，关于共议统一问题：汪道涵会长对我们反复强调，要通过杂志推动两岸政策论述的创新。从汪道涵会长最早向我们阐述的「共同缔造论」开始，到1998年10月14日，汪道涵在与辜振甫于上海和平饭店八楼和平厅举行首度会晤时提出这「八十六个字」：「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统一。双方应共同努力，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一个国家的主权与领土是不可分割的，台湾的政治地位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讨论。」从历史角度观察，汪道涵会长应该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理论的创新者、奠基者。中评社有幸在汪道涵会长的指导下，见证了历史的变化，更是得以为和平发展理论内涵的丰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汪道涵会长曾经说过：「『汪辜会谈』的历史性意义，在于它充分体现了海峡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客观现实。我与辜先生数度握手，凝结的是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情感，昭示的是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没有分割。它具体地说明，『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双方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共同的态度。在这样的态度下，双方可以以求同存异的精神解决一些政治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一些政治争议，也可以就政治分歧坦诚地进行对话，这才是两岸中国人平等协商的具体写照。江泽民主席多次指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1998年10月我对辜振甫先生讲的关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86个字，去年以来钱其琛副总理多次阐述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 』，都是 『汪辜会谈』历史精神的体现。我念兹在兹的，就是一个中国、平等协商、共议统一」。

我个人体会，「共同缔造论」与「八十六个字」具有重大内涵：共同性、共构性、共享性。一，共同性，即寻求两岸和平统一的共同点。二，共构性，即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创造更多条件。三，共享性，即为一个中国的权益由两岸人民共享，民族复兴是要让两岸人民共同得益。「共同缔造论」与「八十六个字」就是《中国评论》月刊进行理论创新的理论基础，更是中评社遵行至今的原则立场。今天，我可以自豪地说，汪道涵会长当年的构想已经实现，《中国评论》月刊、中评社已经是至为重要的横跨两岸的共议统一思想平台！

三，实践之一：把《中国评论》月刊办成具有思想性特质的杂志

非常有幸的是，《中国评论》月刊诞生之后，立即得到了当时大陆最为重要的对台研究精英的支持。《中国评论》月刊学术顾问 、上海东亚所所长章念驰是杂志的催生者，每次都陪同我们见汪道涵会长，帮助解决许多具体问题，最为重要的是，他深刻把握了汪道涵会长的核心思想，并有独到的创见，为杂志撰写了一批振聋发聩的力作，极大地提升了杂志的影响力。《中国评论》月刊学术顾问 、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干事郭震远，承担了大量的论坛主持、组稿与撰写工作，他的学界朋友人才济济，都予以了积极支持。李家泉、余克礼、辛旗、徐博东、黄嘉树、李义虎等等名家也倾力扶持，堪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精锐尽出，阵势无两 。还有大批的台湾、香港专家学者也参与其中。为两岸关系寻找和平发展方向、丰富和平统一内涵的思想舞台的序幕就此徐徐拉开。

在实践中，我深刻体会到，汪道涵会长关于《中国评论》月刊的办刊思想、方针、策略方面，充分体现了理性思维与辩证思维相结合的特点。根据这一特点，《中国评论》月刊定位为思想性杂志，提出了把杂志发展成为全球关心中国发展的思想论坛的目标，我们决心把杂志办出具有浓厚的思想、思潮、思辨、思考的特质来。我拟定了「沟通两岸，融汇中华」为我们的办刊乃至后来办社的宗旨。

从汪道涵会长的启发中，我认识到，思想类的，或称思想性的杂志，首先应该具有思想、思潮、思辨、思考的特质。理性思维是一种有明确的思维方向，有充分的思维依据，能对事物或问题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像与概括的一种思维。所以，理性思维是我们的传播特质。

两岸关系是一个非常之复杂，也是非常之丰富的关系，绝对不可以用「非此即彼」、「非真即假」来衡量发展与变化。「亦此亦彼」、「亦真亦假」，才能防止思维的僵硬固执，才能结合实际、创新前行。「明是非」的重大问题在于，何为是非？如有问道：「天地无常，六道轮回，善恶是非，谁来定？何为善何为恶？何为生何为死？又有何区别？」所以，要做到明是非，就必须站在客观的立场，让各方意见汇聚、辩论，这样才有可能找到通向共识的路径。

在汪道涵会长的指导下，我们努力去实现这样的办刊目标：

1，具有思想特质：《中国评论》月刊结合时事政治，但更加关注的是高层次的思想动态，以合理的深入的思想理论来探究社会发展的实质。所以，追求的不是奇闻逸事、不是嬉笑怒骂，追求的是思想之精华。

2，具有思潮特质：《中国评论》月刊反映的是大中华地区主流社会的思想，不是个人的奇思怪想，所谓思潮，当然是主流社会整体的思想流动的反映。反人类、反民族、反社会、反正义的所谓思潮，不是我们能够接受或推崇的。

3，具有思辨特质：《中国评论》月刊不是空洞说教。必须结合实际问题，并且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发挥思想的力量，所以要以问题导向思维为主导，思中必须有辨。要辨是非、辨真伪、辨方圆、辨异同。

4，具有思考特质：人们对社会发展变化规律，不是随便可以掌握的，必须经过艰苦的思考过程，况且思想的产生，务必运用思考的方式。也就是要注意各种突出的观点，要采集有利正向发展的观点。

《中国评论》月刊始终以和平与发展作为思想与思潮的纲领，并在此指导下观察世界与中国，观察大陆与台湾，观察香港与澳门。《中国评论》月刊坚持以「摆事实、讲道理、明是非、求共识」为思辨与思考的原则，思辨社会规律，思考时代真谛。

在具有上述的特质后，作为思想性杂志，《中国评论》月刊还具备几个方面的特点。

理性认识特点：理性认识包括概念、判断、推理三种形式，其特点是它的概括性和间接性。只有在理性认识的前提下，大中华地区的思想才能客观有效地沟通。两岸与港澳，社会制度不同，思想脉络各异，如无理性，各自的思想根本沟通不了。理性的传媒，是大中华地区最需要的、最有帮助的沟通渠道。

包容化异特点：明代李东阳有这样的诗句：「草木有情皆长养，乾坤无地不包容」。这里面有辩证法，包容的空间才会有情感的汇合。思潮需要包容，才能得到融会贯通、促进社会进步的效果。所以，各种观点在杂志中的包容，是我们务必做到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具体的。常说求同存异，但是在两岸关系中，包容才能求同，没有包容，就无法求同，所以，存异、甚至是化异的前提是包容。

现实意义特点：现实，是思辨和思考的价值所在。现实意义即可以起到实际作用，对现实社会有帮助的，有利用价值、使用价值、指引价值。在现实中发现问题，为现实中解决问题而出谋划策，是杂志必须去做的。脱离现实，就是脱离社会，脱离主流的思想，对民族对社会难于承担传媒的历史任务。为现实服务，是《中国评论》月刊不可推卸的责任。

「摆事实、讲道理、明是非、求共识。」这十二个字，其实阐述了认识理性和思维理性的关系，涉及了认识理性范畴与思维理性范畴，是辩证法的成功运用，具有哲学价值与意义。

因此，理性的、包容的、现实的，是《中国评论》月刊应有的基本要素，也是汪道涵新闻思想的重要及丰富的内涵，具有时代的创新性，打破了在两岸关系的新闻传播中长期以来僵硬的单一模式，这是符合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阶段的新闻思维。中评社在其后的发展中一直坚持遵循汪道涵新闻思想，汪道涵新闻思想指导了中评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是中评社的理性旗帜！

1，《中国评论》月刊在两岸关系领域中力求达到四个突破。

第一，《中国评论》月刊是创刊之初即成为努力扩展大陆对台政策内涵的月刊，提倡两岸关系政策层面的思想解放，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两岸关系理念创新需要迈出第一步。所谓「破茧而出」，「茧」不破，理念是无法创新的。《中国评论》月刊发表了大量的创新观点。当时的「年少气盛」之为，至今回忆仍然有热血沸腾的感觉。

第二是《中国评论》月刊努力构建为两岸唯一一个包容红、蓝、绿、白意见的思想交流平台。在《中国评论》月刊最早的几期里，多位民进党的重要专家都撰写发表过文章。可以说，这些人的文章在《中国评论》月刊早期就已经「登陆」了。而在后来创建中评网、中评社时，同样没有放弃这个立场。大批的蓝营与绿营专家学者参与了《中国评论》月刊、中评社主办的研讨活动。构建促进红蓝绿白交流思想和观点、缩小分歧、寻找共识的思想平台，这一使命，必须达成。

第三，《中国评论》月刊打破了40多年来两岸关系背景的报刊不得入岛的禁忌，成为了一本两岸同时发行的兼具政治性和思想性的杂志，也是第一家可以在两岸公开销售的杂志。2000年4月，《中国评论》月刊在民进党执政初期被批准入岛。民进党历届陆委会及各个相关部门给予《中国评论》月刊支持。两岸之间立场观点有不同，但是大家彼此之间还是存在回归理性的空间，这在中评社也得到了持续的验证。

第四，《中国评论》月刊与时代共同进步，承载了两岸关系理论创新以及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理论架构与内涵的讨论与交流责任，是两岸之间最重要的思想平台。实践出真知，两岸关系的理论创新从未停顿过，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繁荣、开放和包容的创新时代。《中国评论》月刊、中评社与这样的时代大趋势同步而行。《中国评论》月刊、中评社在丰富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理论内涵的过程中不但没有缺席，还成为了重要的承载思想、创新思想的平台。作用于和平发展、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的媒体价值。

记得当年汪道涵会长把《中国评论》月刊当作自己的孩子，每逢友人总是问道：「你看了《中国评论》月刊吗？」汪道涵会长珍惜的是杂志上的文章、杂志上的思想。也记得钱其琛副总理每当看到《中国评论》月刊上的好文章，就会撕下来，写上意见，送给有关机构参考。记得有一则故事在台湾专家群中流传：上任不久的国台办主任王毅会见台湾学者，有人问道：「你看了《中国评论》月刊吗？」王毅主任立即从公文包拿出了3本《中国评论》月刊，翻开给台湾专家看，上面划满了杠杠。在台湾，《中国评论》月刊是「国家图书馆」馆藏杂志，在美国，则是加州大学图书馆收藏杂志，供各方专家学者参阅。无愧于汪道涵会长的重托，是我们的所求。

四，实践之二：在两岸关系的新闻舆论传播中高举理性旗帜

24年来，在《中国评论》月刊的基础上，我们先后创办了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中国评论通讯社、中国评论新闻网、中评智库基金会，与时俱进，媒体机构与传播形式在发生变化，但是，按照汪道涵会长的理论指引，在两岸关系的新闻舆论传播中高举理性旗帜，是我们从未改变的初衷。经过24年的努力运作，中评社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有效开拓：

一是开拓创建一个新型的网路通讯社。我们提出的网路通讯社概念是传媒历史上的首次。在2005年即做到了网社合一，直接传播。利用最先进的网路技术，打破了过去传统的通讯社只能够靠第二渠道间接传播的重大局限。同时利用网路特征进行新闻采、编、发，并且以服务网路媒体、自媒体及其受众为主。其实，这是在汪道涵会长的提示下进行的。大约在1997年底，汪道涵会长在一次的谈话中对我们说，今后要通过网路来联通两岸信息，还可以供两岸的专家学者在网上沟通。为此，我们进行了为期至今达24年的两岸新闻传播实践与创新。

网路通讯社这一概念是中评社第一个提出、第一个加以实践、并且是第一个成功的。网路通讯社与传统通讯社的最大区别是：1，生于网路时代，成于网路科技，服务于网路媒体与网路读者，兼顾传统媒体。2，以数据传播为重要的特征。数据传送纯粹指技术，数据传播则包涵新闻传播性质。3，在实时性与容纳性、穿透性方面，达到了大众传媒的历史之最。

二是开拓塑造网路媒体的新闻影响力。10多年前，网路媒体与网路新闻基本处在混沌时期，得不到受众的信任与依赖。中评社率先打破了网路媒体无诚信的迷思，坚持以传统的「守门人」精神，以新闻专业主义的原则来对待、处置各类新闻，坚守新闻的真实性，逐步赢得了两岸读者的信任。这是来之不易的。

三是开拓介入两岸主流民意圈，发挥「两岸共同媒体」的特殊舆论作用，尽力推动两岸和平发展进程。在汪道涵会长指引下，《中国评论》月刊、中评社是两岸媒体中最早参与丰富和平发展概念内涵的，也是讨论、传播和平发展理念最多、最着力、影响最大的新闻媒体，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起到了关键的舆论引导与促进作用。中评社终结了两岸新闻信息长期无法双向传播和实时文字图片沟通的状态，红、蓝、绿、白的政治动态都可以在中评社得到最全面、最真实的反映。沟通的作用在于促进两岸民心民意的沟通，最重要目的是推动两岸主流知识分子进行双向而行的认知沟通、争取各类观点多维趋一的效果。目前，中评社已经成为了两岸有识之士共议合作、共议发展、共议问题的最大舆论平台。

行文至此，有一重要的事情必须一记：在筹建中国评论通讯社的时期，我一直在思考如何锤炼概念，正在这个时候，在北京举办的一次论坛上，我听见上海青年学者杨剑（后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论及两岸之间必须构建共同媒体的观点，如获至宝，当晚到他的房间向他请教，几乎通宵达旦，「两岸共同媒体」的概念就在这个夜晚诞生。2008年6月，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亲笔为中评社题下「两岸共同媒体」，宣告这一概念与平台的正式确立。

在历经24年的努力运作中，中国评论通讯社不断在夯实三大平台的基础：

其一，中评社必须是一个理论创新平台。中评社一启动，就摆脱了单纯是一个信息传播工具的窠臼，全力营造理论根基，增加厚度。其中，关于和平发展的提出与论证，是《中国评论》月刊、中评社的重大贡献。通过与专家的合作，构建了「统一论」、「统合论」以及「和平发展论」的完整框架。尤其是对习近平国家统一理论的研究，掌握了最丰富的两岸及港澳专家学者资源，获得了相当瞩目的学术成果。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系统出版了有关专家学者的理论著作，并以通讯社、网路载体加以传播，影响巨大。

其二，中评社必须是一个思想交汇平台。通过传统的新闻模式，最新的科技手段，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与专访文章。使得两岸红蓝绿白政党人士的思想以及言论都能够在中评社的载体得到充分的反映、讨论、交融。如果没有理性的旗帜引导，作为一个媒体，是很难有这样的包容心态以及包容空间的。

其三，中评社必须是一个智库媒体平台。2012年中评智库基金会成立，与中评社密切合作，「智库媒体」正式诞生，其最大特点具有四个方面：第一，与两岸及港澳、国际智库互动频密，智库会议及言论是重要新闻内容组成。第二，具有当代智库的特征：参与主流社会；塑造舆论焦点；引导话语权。第三，具有重要智库的行动力：把新闻报导与舆论协调的权限扩展到积极参与预防性的交往、冲突处理和解决争端领域。第四，是具有最先进的科技创新能力的智库，拥有自行开发的大数据库与分析系统，完全有能力掌握数据话语权。

当时考虑构建通讯社，对于我来说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储备，我于武汉大学毕业之后，即到中国新闻社工作，一共工作了15年，从记者做起，到部门主任，最后在副总编辑岗位上6年。此间，我系统研究了30多家国际通讯社的特点模式，萌发了构建一家能够为两岸及港澳、国际华人社会认可接受的民族通讯社念头，所以，中国评论通讯社就是我实现梦想的园地与高地。中评社的骨干：常务副社长周建闽，副社长王平、肖瑞，常务副总编辑陈耀桂，都是我在中国新闻社的同事，而副社长李为民则来自新华社，此外，总编辑罗祥喜是智库专家，副总编辑韦民是出版专家。台湾中评社社长俞雨霖、总编辑林淑玲，更是出身于当年台湾新闻界霸主《中国时报》。大家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个共同目标就是「沟通两岸，融汇中华」。为此，我们付出了人生最好的岁月，但是，参与、见证了和平发展魅力时代的缔造，我们无悔无愧！

尽管如此，中国评论通讯社之所以能够立足，并取得重大成果，是因为我们牢牢遵照汪道涵会长的十二字方针在两岸之间求发展，致力彰显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共同性、共构性、共享性。用理性思维、辩证思维指导采编工作，才能获得两岸各方的高度理解与认同。汪道涵会长是当之无愧的两岸新闻双向交流的思想引领者！

展望今后的两岸关系，可谓形势严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或将经受最严峻的考验。在这一个时刻，我们有责任守护两岸关系的底线，务必促和遏战，力求融合统一。 因此，在民粹飙涨，极端意识充斥的时候，理性是新闻传播中最为重要与最为需要的因子。高举理性的旗帜，才能让两岸民众在暗雾弥漫中，看得到未来。理性，是曙光的影子！汪道涵会长用「报国有心，爱国无限」来自勉，这也是《中国评论》月刊与中评社永远的座右铭！

（作者为《中国评论》月刊社长、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董事长、中国评论通讯社社长、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

（本文授权中时新闻网刊登，原刊于中评社刊发、中评智库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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