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文學紀念冊】張力／陌地生書簡──懷念瘂弦老師

痖弦（中）和妻子张桥桥（左）、张力合影于西安机场。（图／张力提供）

▋邮简几乎都写得满满的

最早知道痖弦老师，是在1970年一个台视由姜文主持的《艺文夜谈》晚间节目里，受邀作家畅谈主编文学期刊的经验，也朗诵自己的作品。如隐地介绍《青溪杂志》，痖弦介绍《幼狮文艺》，而痖弦朗诵〈红玉米〉一诗，使我留下深刻印象。之后，我参加过高雄澄清湖救国团青年活动中心举办的一次文艺座谈会，终于有机会见到痖弦，但隔得很远，也记不得座谈内容。这都是我高中时的回忆。

就读政大时，痖弦曾应文艺研究社邀请，连续两周在新闻馆礼堂演讲中国新诗发展，十分精采，尤其是他朗诵何其芳的〈罗衫〉、〈预言〉、〈花环〉，还有绿原的〈小时候〉，抒情的诗，好听的声音，让我耳目一新。可能因为何其芳仍在大陆任要职，因此痖弦并未多谈其背景，倒是指出〈罗衫〉里名字「眉眉」，竟被共产党改成了「红红」，显然是政治压力使然。

1976年七月杨牧找我去洪范书店工作，先介绍我认识其他三位负责人：痖弦、叶步荣、沈燕士。痖弦随即要我找幼狮的黄力智先生，由黄先生指导我编辑即将出版的洪范文学丛书工作。自那时起，我就跟着幼狮的朋友叫痖弦「王老师」。

1976年八月底，洪范第一批丛书出版，九月中旬，王老师前往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陌地生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东亚系攻读硕士，隔年5月20日通过论文考试。他在陌地生时常写信给我，交办一些事务，有公事也有私事。我手边留存的来信总共有三十封，另外有一封桥桥师母来自新加坡的长信。老师来函中有廿八封寄自陌地生，就是他独自在异乡埋头苦读的那段日子所写的。

老师的陌地生书简中有十封是一般的航空信件，另外的十八封为邮资较便宜的航空邮简。所谓邮简其实就是一张A4大小的浅蓝色信纸，兼作信封用，一面空白，另一面有印刷的邮票，写完信后随手将信纸折叠成三等分后黏妥，大小有如一般信封，然后在邮票那一面写上收件人姓名地址。邮简不能另加任何附件，因此重量是固定的一张纸的重量，邮资也是固定的。老师的邮简几乎都写得满满的，总是意犹未尽地延伸到信封那一面的另外两折空白处，淋漓尽致地发挥「物尽其用」的原则。

▋老师的收藏癖

陌地生书简的第一封写于9月29日，老师在信中关切他出国前赶工的《痖弦自选集》（黎明出版），提醒我注意书中的「作品年表」。同一信中也告知，威斯康辛大学东亚系即将举办他的诗作朗诵会，他想提供三首诗〈盐〉、〈上校〉、〈深渊〉的不同英译版本，但资料都放于家中，需要我跑一趟永和找出来影印，以航空寄过去。老师不忘提醒我影印后注明译者，以及原载何书何刊。信中还强调此次朗诵会对他甚为重要，要我转告师母，请她大力「支持」，因为「桥桥平日最讨厌我影印」。其实师母只是认为老师的收藏癖有点超过，什么东西都要影印收藏，有时还会重复印。老师喜欢收藏资料，家里的收藏一箱一箱堆叠，非常可观。今年年初，老师的大女儿小米从温哥华回台时，我们聊到老师的影印癖，她说有回开车经过家里附近的影印店，赫然看到老爸就在里面影印，旁边站着载他过去的教会朋友。她说老师的收藏癖一如往昔，依旧习惯将他认为应该保存的资料影印下来，装在牛皮纸袋里，然后在封袋上面工工整整地写几个字注明内容，依照他自己的分类逻辑摆放，这个流程数十年如一日。

老师给我的第二封陌地生书简于10月6日寄出，他将在班上报告「共匪批判杜甫的情形」，需要我帮忙找郭沫若批判杜甫和李白的文章，他提示可能是汪学文或王章陵写过相关文章。幸好当时我在政大念研究所，对于查找文献资料略有经验，很快就找到蔡丹冶的《共匪文艺问题论集》，以及王章陵的《郭沫若着「李白与杜甫」索隐》，影印后迅速寄到美国。

11月9日的来函中老师告知，他需要完成三篇论文，其中两篇是硕士论文，他决定将论文锁定在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事实上，1973年时老师曾经在《创世纪》诗刊上陆续介绍过几位名家，他计划以这几篇文章作基础，发展成完整的论文，于是我衔命到老师家寻找。

老师的记忆力很好，对于家中满墙满室的藏书和资料收放的位置了然于心，总是能精准指示。例如他需要家里那套当时很流行的英语学习书籍：「我家书房一进门左手从里面向外面数第二格下方（从地面往上数第二），有一套《英语九百句型》的书，请帮我以水运寄来，大概不全了，有几本寄几本好了，不必补齐。」又如：「在我书房的左手那排书架靠唱片橱那一部分，有一套《创世纪》诗刊，其中有一本最厚的，封面是丁雄泉所设计，非常艳丽，其中有我的一篇文章〈从象征到现代：论戴望舒〉，请速将此文找出影印，以航空寄我。」有了王老师清晰的座标导引，还有各种细节辅助，我的「寻宝捞宝」经验很愉快，总能迅速掌握目标。之后老师陆陆续续要我寄去有关刘半农、李金发、绿原、刘大白、康白情等人的文章。到了1977年2月15日，老师收到所有论文相关资料，来信说：「我手头写论文的资料已全部齐了，以后的半年，可能没有什么别的再麻烦你寄。」5月24日，老师来信说他已经通过硕士考试。他在6月17日的信说：「这个学位，对我的意义并不大。当然，不管它的『实用』，把它当作一种『意志的完成』还好些。」

▋编辑中国新诗书目

除了拚学位论文，老师还挂心洪范的出书事宜，当时老师负责编选一本朱湘的散文集，他与杨牧、叶步荣先生反复讨论，从收录的散文和评论的比例调整，到评论朱湘的几篇文章如何取舍，请什么人写序，几位老板来来回回讨论，巨细靡遗。光是取一个让大家都满意的书名就琢磨许久，老师最初的建议是《朱湘遗稿》，经过几度修改，考虑以《朱湘散文集》为书名时，老师在信中提醒我：「书名如确定改为《朱湘散文集》，我赞成，没有异议，但叶珊的书名一定也请叫《叶珊散文集》……现在不知道叶珊的书是叫《叶珊散文》呢？还是叫《叶珊散文集》？有没有『集』?」老师从整体的角度考量，认为一致性很重要。又经过一阵讨论，最后决定的书名是《朱湘文选》。

朱湘个性沉郁，工作上颇不得志，只活到廿九岁。老师在5月1日的信中感叹：「这本书实在太好，校订工作不得，也不忍（对投江的诗人朱湘）不慎重。因此在大考的前夕，放下一切功课，将此书又通校一遍。」老师在焦头烂额准备考试之际将书稿又看了一遍，列出几点修正和提示：「朱湘作品四十年来第一次重印，我何能不慎重。辛苦你了。」老师对于文字十分尊重，一丝不苟的态度实在让人佩服。

那段时间老师在信中颇常提到二残，就是在威斯康辛大学东亚系任教的刘绍铭教授，他答应将其《二残游记》第二集以及另一本《小说与戏剧》交给洪范出版。《二残游记》被称为现代章回体讽谕小说，连载时很受欢迎，编辑方面问题不大，但《小说与戏剧》讨论到的戏剧家是曹禺，当时出版书刊有《出版法》规定的审查制度，如何才能避免惹上麻烦，老师下了很多功夫才想出解方。其实《朱湘文选》的序文也提到多位留在大陆的学者作家，如鲁迅、闻一多、巴金、茅盾等人，王老师要我改用周树人、闻家骅、李沛甘、沈雁冰，简单改用他们的本名、字号，熟识者不多，就能避免麻烦。

老师来函屡屡提到另一件他挂心的事就是中国新诗书目的编辑，这是他念兹在兹的一个大计划，而且已经花了十年收集不少资料。他在11月5日的信中提到杨牧告诉他，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对这个新诗书目有兴趣，引发王老师的「急迫感」，觉得此事刻不容缓，急着想把放在台湾的资料拿到手，开始工作。他在信中说「很后悔当时带那么多衣服而没有把那些书目带出来」，要我到家里找出两三箱有「新诗书目」字样的纸箱，以水运寄去。可是心思细密的王老师担心运寄过程中若有什么闪失的话，会让他「无语问苍天」，于是他要我分一小包一小包寄，「这样万一丢了，也不会全丢」，他同时吩咐我不要同时寄，也不要在同一个邮局寄，真是想得很周全。最后说：「这事很繁琐，但除了劳动你没有别的法子。」其实我对包书捆书寄书之事颇熟练，并不以为苦。倒是在那个时代没有网路可以搜寻，1949年之前的诸多诗人身在「匪区」，相关资料在台湾不容易找到，老师手边资料如何核对、修正、更新，在当时大环境的种种限制下困难重重。当然最主要还是我自己能力有限，加上研究所课程不算轻松，洪范的编辑校对也花去不少时间，实在没有太多余力可以编新诗书目，因此一直没有积极执行，很愧对老师。

▋放心不下那些书

老师在4月20日的信中提到师母带着女儿到新加坡，可能会在她姊姊家住几个月。如此一来永和家里没人住，问我能否帮忙「看家」，他担心屋子没人住，久了会招贼，「我放心不下那些书」。我答应之后，老师来了一封长信，叮咛一些小事情，例如大雨或台风来时，需要将装资料的纸箱用砖头垫高，又如晚上不在时可以开个小灯，防止小偷入侵。老师说我可以自由取阅他所有的书，但提醒我不要借给别人，也不要告诉别人他有多少书，「我在这方面，十分自私，世上有『守财奴』，他自己的钱包，连他自己的女儿都不知道放在何处，我不守财，我守书，我是守书奴，一笑。」老师安身立命的地方就是他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书的城堡，他痴心不悔地守着文字守著书，那是一个守书奴最简单的幸福。

我从洪范辞职之后，就很少有机会见到老师，倒是1990年九月在西安机场的一次巧遇，至今记忆犹新。那一天我在西安准备搭清晨班机到香港，在机场门口竟然看到一群人簇拥着老师和师母。我上前叫了一声：王老师！师母。他俩也很讶异我也在此，但是异地重逢，我们都很高兴。到了候机室后，师母抱怨：「痖弦一直抽烟，不停地抽。」之后又嘀咕：「人家给他什么，他都拿，行李箱都装不下了。」老师则无奈地说：「都是乡亲送的，他们拿的都是自认为最好的东西，我推不掉呀。」他们的随身行李大包小包，老师手上还捧着一个大提篮，里面装了一些食品之类的东西，旁边还有一个很抢眼的大苹果。师母递给我一些小糕饼和两袋黑米，然后几乎是以命令的口气要我拿走大苹果。我苦笑着把苹果拿过来，努力在登机前吃完。在机上我和老师的位子正好隔着走道，于是就听他讲述返乡之行，及从河南到陕西的行程，不胜唏嘘。当他提到「老家的墙上挂着红玉米」，我即低诵「宣统那年的风吹着，吹着那串红玉米」。仿佛我跟着他一齐望见那串红玉米。

最近几年，我只见过老师两次，一次是多人聚会，老师兴高采烈地说着他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特种党部会议，竟然和「新疆王」盛世才睡上下铺，很是得意。同时交代我查找几份资料，他写回忆录会用到。一、两年后老师回台，着急地从下榻的旅馆打来电话，询问资料查找情况，我赶忙亲自送去几份影印的文件，完成了最后一次老师交办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