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梦都想不到：彗星居然成了西方伪史的命门之一，哈雷彗星能打假

彗星是由稀薄的气体与冰冻的固体块组成，密度很低，但体积却很大，其围绕太阳运行的轨道极其扁长，当它在近日点时，太阳风会把它的气体压向后面，从而形成一条长长的彗尾。

华夏古人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发现了彗星。

中国古代把彗星称作星孛（bèi）、蓬星，又或长星等。在俗语中，彗星便是“扫帚星”，所谓“彗”，即扫帚之意。

有学者认为，近代出土的殷墟甲骨文中已有关于彗星的记载。在对甲骨文进行的研究中，有人发现甲骨文的“彗”字有四种字形：短尾型、长尾型、有头型和分裂型。这极有可能反映了殷商时期的华夏古人对于彗星形态的分类。

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编撰的《淮南子·兵略训》保存了一条迄今为止世界最早的彗星记录，即商代末年武王伐纣时，天上曾出现一颗大彗星，且柄在东方，如下所示：

[西汉] 刘安 撰、[东汉] 许慎 撰《淮南子》淮南鸿烈解卷第十五 “兵略训第十五”，四部丛刊景钞北宋本

此外，《春秋》（亦称《春秋经》《麟经》或《麟史》等）中也有一条关于哈雷彗星的记载：

“鲁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于北斗。”

鲁文公十四年，即元始前613年。如前所述，星孛，即彗星。

注意，这是全世界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哈雷彗星每76年回归一次，是可以验证的。

此外，《春秋》中还记载了很多其他天文现象以及一些有关彗星的事迹，例如，“日有食之”（日食），“有星孛于大辰”，等等。

《春秋》《左传》中多把彗星记载为“星孛”，而《公羊传》对此解释为：“孛者何，彗星也”，可见彗和孛有时可以互相通用。

不过，《春秋》《左传》中的“孛”也可用作动词，比如，形容彗星光芒蓬蓬，孛孛而过。

经统计，《春秋》中记录彗星共有四次，《左传》传之，又多记载了一条记录，即昭公二十六年，“齐有彗星”。

晋楚城濮之战（元始前632年四月）时，彗尾指向是“楚操其柄”，而“晋当彗末”；

元始前613年，“彗星入北斗”，记录了彗星的出现方位或运动方向；

元始前525年，“彗星见辰”；

元始前510年，“彗星出东北，当齐分野”……

齐景公时期（元始前547年-元始前490年），“有彗星……十六日而星灭。”

战国时期，出现了世界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

《甘石星经》是两书合称，作者为当时的齐国人甘德和魏国人石申。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著有《天文》八卷，两书合称《甘石星经》。

石申将彗星分为以下四类：

“一名孛星，二名拂星，三名担星，四名彗星，其状不同。”

根据彗星形状、颜色的不同，石申将彗星命名为天枪、天攙、天掊、扫星和天戈，并尝试解释彗星的形成原因——“扫星者，逆气之所致也。”

甘德对彗星也有一套区分之法，记录在《史记·天官书》中：

“其失次舍以下，进而东北，三月生天掊，长四丈，末兑；进而东南，三月生彗星，长二丈，类彗。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攙，长四丈，末兑。推而西南，三月生天枪，长数丈，两头兑。”

汉朝时期，华夏已经对彗星有了初步分类：“孛星”、“长星”（又名笔星）、“彗星”。

现代天文学根据彗尾的不同，也将其分为三大类，即：

后世的分类，恰好与汉代暗合。

汉代天文学十分发达，《汉书·天文志》中便记录了许多天象。

其中，有一次星象观察与梁国有关，时间发生在汉景帝中元三年（元始前147年）。

据《汉书·天文志》记载：

“（六月壬戌）蓬星见于西南，在房南，去房可二丈，大如二斗器，色白；癸亥，在心东北，可长丈所；甲子，在尾北，可六丈；丁卯，在箕北，近汉，稍小，且去时，大如桃。壬申去，凡十日……占曰：‘蓬星出,必有乱臣。’房心间，天子宫也。是时梁王欲为汉嗣，使人杀汉诤臣袁盎。”

蓬星，即彗星。这段记录描述了彗星的颜色、性状、方位，其色白，状如“蓬”，在不同日期，相对于房、心、尾、箕等星官有不同的位置，其彗尾从“二斗器”增长至“丈所”，再至“六丈”，又“稍小”，最后缩至“大如桃”，可见期前后共有十日。

西汉时，梁国有一位精通天文历法的著名人物，名叫壶遂，曾同司马迁一起修订太初历，两人一起商讨过《史记》的义例（即提纲）。

汉武帝时，壶遂发现当时的历法从颛顼历、秦历沿袭至今，存在诸多谬误，遂与同为中大夫的公孙卿，联合太史令司马迁等人上书建议重新制定新历，奏曰：

“历纪坏废，宜改正朔。”

汉武帝表示赞同，下诏命其三人以及司马迁父亲的老师、精通天文的唐都，以及落下闳、邓平、射姓等二十余人，共同议编、勘正汉历。

经过将近七年的观测计算，壶遂等人终于在武帝元封七年（即元始前104年）制成新历，并上书奏请修改正朔。

汉武帝允准，赐名为《太初历》。

新历颁行天下，而元封七年也因此改为太初元年，易服饰、旗帜等为黄色，壶遂因功累至上大夫。

《太初历》有何意义？

《太初历》第一次测出日食周期为一百三十五个月，还观测得出五大行星的会合周期，把一日分为八十一分，故此《太初历》又名“八十一分历”。《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克服了自秦以来以十月为岁首所造成的混乱，第一次把二十四节气编订入历法，对农事的指导和社会生活影响至今。

便如有客稀来一般，彗星有时也被称为“客星”。

据《后汉书·志第十一·天文中》记载：

“……十六年（即永元十六年，元始104年），四月丁未，紫宫中生白气，如粉絮。戊午，客星出紫宫西行至昴，五月壬申灭。”

这虽然只是一条简短的记载，但同样提供了彗星的颜色（白气）、形态（如粉絮）、运动路径（出于紫宫，西行至昴）、可见期（四月丁未出现，五月壬申灭）等详备信息。

西汉末年至东汉，华夏天文学有了进一步发展，已经开始使用“度”为单位来精确描述彗星的位置和运动情况，例如：

上述记录反映了当时在实测天文学中球面距离单位和坐标系的实际使用情况。

经统计，两汉时期，华夏曾观察到彗星共计七十六次。

除了上述史料文献中有关于彗星的记载外，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也有彗星，而且是彗星图。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一件帛书被命名为《天文气象杂占》，全图共分为约250个图幅，其中第六列中部，有二十九幅彗星图像。

二十九幅彗星图画与云、气、月掩星和恒星等一起出土面世，除一条文字磨灭外，其余部分皆很完整，上面绘有各种形态和名称各异的彗星，有彗核、彗发、彗尾等诸多形象，尤其是对彗尾的描绘较为细致，有粗、有细、有弯、也有裂分成几枝状的。

这29幅彗星图的文字注释，保存了战国时期对于彗星形态的18种分类，其名称分别为：赤灌、白灌、天箭、槐、彗、蒲、耗、秆、帚、厉、竹、蒿、苫、苫发、甚、蔷、抐、干、蚩尤旗、翟。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彗星图2（摹本）

据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国家天文》杂志科学顾问席泽宗先生等众多学者的考证，通过其中的文字避讳、战国时期国名，以及吴楚柏举之战等史实，考定该帛书29幅彗星图绘制于西汉初年，即元始前200多年（马王堆汉墓是元始前168年），应当“出自战国时楚人之手”。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29幅彗星图由此成为目前世界上有关彗星形态的最早著作。

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另一件帛书《五十二病方》中，还有这么一句话：

“喷者虞喷，上如彗星。”

可见，天文术语诞生后，已经逐渐向人们的日常生活渗透，并产生了影响。

魏晋以降，华夏对于彗星的观测也从未间断，并对彗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据唐代李淳风所撰《晋书·天文志》记载：

“偏指曰彗，芒气四出曰孛。”

华夏古人认为，根据星芒的不同，彗星也有所区别，光芒偏向一方的，名“彗星”；光芒之气散向四周的，则名为“孛星”。

《晋书·天文志》又言：

“彗体无光，傅日而为光。故夕见则东指，晨见则西指。在日南北皆随日光而指，顿挫其芒，或长或短。”

彼时，古人已经认识到彗星本身并不发光，而是因为太阳照射、反射了太阳光才发光。这条记录明确指出太阳与彗尾方向的关系，指出彗尾总是背向太阳，如果没有多次观测作为基础，是很难提出这种见解的。

注意，这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彗尾指向背日性的记录。

西方世界，直到1540年，才有所谓的德国天文学家阿比安提出彗尾指向的背日性。

彗星中还有一种极为罕见的特殊情况，一颗彗星会有几条彗尾，名曰五残、狱汉，又或昭明。

据《新唐书·天文志》记载：

“唐乾宁三年（元始896年）十月，有客星三，一大二小，在虚、危间，乍合乍离，相随东行，状如斗。经三日，而二小星没。其大星后没虚、危。”

上述这段话描述了一颗彗星分裂为三部分，乍合乍离，方向往东，其状如斗，两条彗尾持续三日后消失不见，而较大的那个部分后来也在虚宿和危宿之间消失。

上述有关彗星分裂的现象，华夏史籍中记载过多次。

反观西方，直到1846年比拉彗星回归时，那里的人们才发现彗核存在分裂现象。

东西方观测记录的时间，大约相差了一千年。

至元代，由于郭守敬等人的贡献，由于大都天文台的先进，华夏对于彗星位置的观测更为精确，例如：

与此同时，华夏所修的《金陵新志》等地方志中，也开始出现一些可与正史互相印证的宋元时期的彗星记录。

及至明清，彗星记录不仅出现在各地方志之中，还出现在了各类私家笔记和著述之中，且记述之丰，令人惊讶，有部分记录甚至不为正史所载。

清初，钦天监为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所掌控，关于彗星的观测，《清史稿·天文志》中仅有顺治九年的一条记录。

然而，后人研究时发现，通过《上海县志》、《重庆府志》、《福建通志》、《嘉禾县志》、《吴江县志》等十多种方志，顺治元年、二年、六年、七年、十年、十四年、十八年，曾经多次出现彗星。

传教士掌控下的钦天监居然鲜有记载，这些传教士的真实水平着实令人堪忧。

面对华夏数千年如此多的彗星记录，西人天文史显得十分尴尬，因为几乎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彗星观测记录出来。

为了掩饰自己在这方面的缺失，他们只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传说与故事，声称元始前4世纪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后继者们其实也发现了彗星，但一直把彗星看作是地球大气中的燃烧现象，由于这种看法影响深远，所以西方科学家长期以来仅仅把彗星看作是气象范畴，而未加记录。

元始前1世纪，古希腊著名天文学家托勒密在其著作《天文学大成》中也不把彗星看成是天体。

16世纪，传说中的波兰杰出天文学家哥白尼也没有摆脱前人对彗星的陈旧观念，认为彗星只是一种大气现象。因此，哥白尼说：“高层大气被认为是它（彗星）诞生的地方。”

1577年，欧洲天空出现了一颗大彗星，传说中的丹麦杰出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曾试图测量这颗彗星和地球之间的距离，但却因为彼时不具备正确的测量方法，最后一无所获。不过，有鉴于此，第谷已认识到地球到彗星的距离至少要比到月亮的距离远六倍，说明他已经逐渐摆脱彗星是大气现象的“固有认识”，所以，在西方历史上，第谷·布拉赫成为第一个把彗星视作天体的人……

尽管天文学上的认识是如此尴尬，却仍有西方国家笔耕不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与事实相矛盾的故事。

这就要提到著名的哈雷彗星了。

有人宣称，西方对哈雷彗星的纪录十分详尽，最早的纪录可追溯至元始前164年。据说，那时的巴比伦天文学家，留下了最早的哈雷彗星记录。正是这次彗星运动的记录，让今天的西方天文学家可以推算哈雷彗星千百年来的轨道变化。

然而，有个问题是，哈雷彗星间隔76年才回归一次，就算巴比伦是真的，就算那个所谓的天文学家记录下了哈雷彗星第一次出现，可是，没有连续的观测，他怎么知道这是哈雷彗星，而不是偶然出现一次的别的什么彗星？至少，得连续观测数次回归后，发现它每次间隔76年，这才能确定是哈雷彗星吧？

可是，一次间隔就是76年，那个所谓的巴比伦天文学家能活那么长久吗？难道，还没断奶就开始进行天文观测？然后，时隔76年，临死前终于看到哈雷彗星回来，才如愿以偿，两脚一蹬，闭上眼睛？

天下居然有这么巧的事情？

西人又说，哈雷彗星出现时，被众多迷信的居民联想成灾星、祸星，它的出现总是与灾祸联系在一起。

例如，元始1066年4月，哈雷彗星回归时，英国恰好遇到所谓的诺曼底公爵威廉（约1028年～1087年）为首的法国封建主对英国发动入侵战争，彼时西人见到彗星高挂于天空，十分恐惧，其场景至今被绘在贝叶挂毯（又译作巴约挂毯）中留传后世。

贝叶挂毯《人群敬畏地凝视彗星；哈罗德被告知预兆》，据说描述的是元始1066年哈雷彗星回归时的情景

哈雷彗星？

华夏记载了那么多彗星，怎么会少了这位大名鼎鼎的不速之客呢？

实际上，从秦始皇七年（元始前240年）开始，一直到清宣统二年（元始1910年），中间这2149年，哈雷彗星周期为76年，每76年左右回归一次，2149年一共回归了29次，每一次回归，中国都有详尽的记录。

一次都不少，一次都没有落下。

假如英国的记录是真实的，那么请问，1066年后哈雷彗星的下次回归记录在哪里？后面的所有记录，都有吗？能否拿得出来？

不论民间是如何吹嘘的，国际天文学界的身体却是实诚的。

1850年，近代西方天文学家欣德（J.R.Hind）计算哈雷彗星轨道时，使用的是华夏2000多年来从未间断的观测数据，而不是什么西方观测数据，从华夏的记录中，他发现哈雷彗星的轨道面和黄道面的交角在逐渐变小，汉代为170°，到19世纪中叶时已经减至162°了，这对于研究彗星起源和演化有着重大意义，该项发现一经公布，立刻引起了国际天文学界的重视。

请注意，迄今为止，在国际天文学界，元始1500年以前出现的40颗彗星的近似轨道，全部是根据华夏古代的观测记录推算出来的，无一例外。不仅如此，中外科学家还利用中国古代彗星的观测记录来计算彗星轨道的根数。

据统计，从殷商时代至1911年，中国古代的彗星观测记录不少于360次。

法国著名天文学家巴尔代曾说：“彗星记载最好的，当推中国的记载。”

等到真正要用的时候，说好的古希腊，说好的托勒密，说好的《天文学大成》（《至大论》），居然关键时刻都派不上用场，是不是有点好笑？

西人后世缝缝补补，又有人说当年第谷观测到的不是彗星，而是一颗灿烂的超新星（即今天的SN1572），可时间对不上啊，前后差了5年，没关系，把时间从1577年改成1572年不就成了？

由此，这位伟大的第谷又成了西方发现超新星的第一人。

17-18世纪，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宋君荣、南怀仁等人将华夏古代的天象记录资料陆续传往欧洲。为此，宋君荣特意撰写了《中国所见彗星表》。

1705年，在中国人发现哈雷彗星两千多年后，西人哈雷成功地预测了哈雷彗星每76年光临地球一次，并将于1758年再次光临地球，因此，该彗星便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美其名曰——哈雷彗星。

1846年，毕奥在法国发表了《1230年至1640年在中国观测的彗星表》，向西方学者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各种彗星观测记录。

20世纪初，英国人克罗密林和科威耳将中国古代哈雷彗星记录与现代天文学回推的过近日点时间和回归周期相比较；

1971年，旅居爱尔兰的华人天文学家江涛重新审查了华夏有关天文记录，提出了非引力效应的存在；

1972年，美国的J.L.B rady应用中国彗星记录研究哈雷彗星的运动，提出太阳系中存在第十大行星的假说；

1978年，张钰哲院士应用中国古代彗星记录进行研究，提出在离太阳50天文单位处可能存在一个环状的、总质量与地球相当的彗星云。

张钰哲院士在研究哈雷彗星的运动时，还曾提出一种历史年代学假说：

“如果《淮南子·兵略训》中记录的彗星是哈雷彗星，那么就可以利用现代天文方法回推其时代，由此可以定出武王伐纣的年份为元始前1057年，从而解决一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年代学谜案。”

当然，就现有史料尚无法证明武王伐纣时的彗星是哈雷彗星，但因为那天出现了某颗彗星，倘若将来有办法确定这颗彗星是一颗周期性回归的彗星，那么，就可以沿着这个思路，确定武王伐纣的确切时间。同样，这个方法也可以用于确定历史年代久远的一些重大事件的时间。

数千年来，华夏古代天文学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无论是用于指导农业生产，还是为皇家占卜，都体现了极强的实用性，其传承脉络无比清晰，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不仅是科学的星图、精致的仪器、精确的历法，还有深邃的思想，以及丰富的想象力，当天文对日常生活产生影响，这些又都成为了华夏在物质和精神层面汲取养分的重要源泉。

窃以为，引领一个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最终必然是天文的高度，文化的高度，精神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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