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改革了什么？开放了什么？

1977年，邓公重回中央后不久，便发现当下国民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趋向僵化，工农业生产力迟迟提不上来，生产关系也有退化的风险，必须要立即进行改革，否则肯定会闹出大乱子。于是乎，1978年，在邓公的主导下，党中央下定决心，要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改革”与“开放”是两个对立统一的方面，其中前者是对国内而言，后者是对国外而言。“改革”的重点主要有两个大的方面，分别是农业和工业，以农业为例，自5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一直实行的是集体制度，所有人一起劳动、一起创造价值，等到秋收之后，交完公粮，再平均分配所得。

这一政策起初发挥了奇效，一定程度上提振了生产力，反哺了工业，帮助人民政权渡过了青黄不接的时期。但进入到70年代，人民公社显然已经与时代脱节，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粮食产量倒退的情况。后来，安徽的十几户农民冒着巨大风险，私底下分田分地进行“大包干”，由此开启了农业发展的新时代。邓公觉得“大包干”是符合农民利益的，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因此力排众议，决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举打破了日趋僵化的农业体制。

至于改革的工业方面，主要集中在对国企的改组上。有一些国企因为缺乏竞争力，经营情况已经非常不好了，全靠国家财政在“供养”，这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很大的负担。邓公为了扭转这一情况，决定对国企“动手术”，要求一些经营状况不佳的国企进行股份制改革，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到经营、管理中来，借以提高其核心竞争力，另外，邓公还鼓励非公经济发展，出台了诸多政策支持个人、集体开办工厂，活跃市场，增加就业岗位，吸纳社会多余劳动力。

而“对外”主要集中在“招商引资”上。众所周知，发展是需要本钱的，中国当时刚刚经历了动荡，社会秩序遭受到严重破坏，国家财政十分紧张，根本拿不出钱来支援各地的经济建设。于是邓公便将相关权力下放到地方，让各级省、市政府自行出台政策招揽外资“借鸡生蛋”。

不过由于当时国内的思想还比较保守，有人一直揪着“引资”这个问题不放，比如强制要求中外合资创办的工厂管理层一定要是中国人，而且外资的占比不能超过49%，确保中国对于这些工厂有绝对的控制权。这让一些外国企业家很是不理解，于是他们便放弃了投资的想法。

邓公得知此事之后，专门下达了指示，废除了这一规定，同时督促有关部门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充分维护外资的权益，给外国企业家们注入一针强心剂，让他们能安心、放心的来中国投资、发展。

对外开放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深圳市的建设，当时邓公准备承接香港的产业转移，但广州距离香港太远，想要跟着香港吃经济红利颇有些不便，于是邓公便决定在香港的旁边新建一座城市，取名深圳，并接连派遣数名得力干将前往深圳市主政。

起初，深圳在发展过程中开创性的执行了很多新政策，这些政策有利于发展，但有些违背公有制原则，因此在党内遭到了激烈反对，党内有些同志甚至直接发函给广东省委以及深圳市委问责，广东、深圳一时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但好在邓公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着深圳，叶帅也数次鼓励深圳的主政官，让其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不要畏首畏尾。

最终，在数代人的推动之下，深圳实现了崛起，一跃成为超一线城市，发展势头直追上海、广州，是我国的高新产业汇集地。后来，海南、福建等地也借用深圳的成熟经验，因地制宜绘制了自己的“开放”蓝图，借着新时代的春风扶摇直上，走向繁荣和兴盛。

现如今，改革已经过去了40多年，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带有自身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东部、中部、西部互相帮扶，逐步摆脱了贫穷的困境，老百姓们也吃到了不少红利，物质生活逐渐充裕了起来，精神上也非常富足。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人民必将实现共同富裕，而中华民族也实现伟大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