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真的落幕了吗

撇除长荣罢工造成旅客及业者的损失，抑或空服员是否得到了发动罢工所欲争取的权益，单从罢工之后各界要求检讨《劳资争议处理法》，设立罢工预告期、罢工赏味期、罢工调解机制等，就知道「罢工」不过是让我们省思劳雇集体关系政策的开始。

从航空业3年3罢，历时一次比一次长，受冲击的旅客人数一次比一次多，加上争取的劳权内容若不涉公众利益，社会不免有规范「罢工预告期」的要求，甚至是罢工权能否无限期保留，以免劳资关系长期紧绷，更难化解歧见。然而这些修订《劳资争议处理法》的主张，最终涉及的莫过于政府角色，特别是如何降低「球员兼裁判」的色彩，务必在维护工运与公众利益间保持平衡。

因为在罢工的过程中，政府既要站在中立的角度协助劳资沟通，亦须依法进行调解、仲裁。如果像这3次航空业的罢工，都是因蔡总统表态后出现转机，那么日后如何要社会相信，蔡政府能秉公处理劳资争议。

再者，由空服员罢工所引起的劳劳对立，不论是空服员与地勤间之积怨，还是罢工空服员与值勤空服员间的嫌隙，都会是公司管理阶层立即须面对的问题，该如何修复彼此的关系，不只考验着资方，更考验工会的智慧。

至于工会的角色与分际，又是另一个大众讨论的焦点。从华航空服员罢工到机师罢工，以及这次的长荣空服员罢工，均是由外部工会发动，因此出现华航罢工由长荣代表领导；长荣罢工是加上华航和其他航空公司会员的同意票，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才能取得过半票数，拿到罢工权。此等情形在在超乎大众对个别企业经营权与员工整体福利均等的理解，以致修法限制声不断。

虽然依法无论是职业工会、企业工会与产业工会都有罢工权，不过在走到罢工这最后一步前，难道没有其他方法让劳资纾解不满吗？诸如：设置劳资政定期对话平台，以「调解」降低罢工危机，抑或用「怠工」取代罢工，都是能让资方知道劳工的苦与威力的途径，也是改变劳资关系的起点。（作者为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