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曼老師的教室：德國教育「從小分流」的隱形歧視？

德国从小开始分流的教育体系，长期以来被认为维系技职体系与高教体系优秀并行的基础，但从10岁就分流定终身，真的没有差错吗？ 图／路透社

「打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学校』这个制度很诡异。这种感觉持续至今...」

「有教无类」是存续至今的重要儒家教育理念，也是许多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实践中所追求的理想施教状态。然而很多时候，教师们会不知不觉因为种族、性别、宗教，或阶级等因素，对个别学生产生歧见，导致老师对待学生的方式会有所不同。在德国，因为教育制度很早进行分流，老师在学生升学决策上往往扮演关键的「守门人」角色，其个人偏见容易使得学生的升学机会受阻，进而影响他们一生的职业生涯。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调查资料，2018 年全国的学生组成占比中，有 10%为非德国籍学生，而高达三分之一的学生具有移民背景。无论是对来自社会底层或具有移民背景的学童，德国的教育制度都设下各种「路障」，无法提供学生公平的发展机会。导演玛利亚・施佩特（Maria SPETH）的纪录片作品——《巴赫曼老师的教室》（Mr. Bachmann and His Class，2021）——即是在处理这个被德国主流社会长期忽略的问题。

透过其摄影师友人介绍，施佩特几年前就接触到这部纪录片的主角——年逾耳顺的巴赫曼老师。巴赫曼任教于格奥尔格·毕希纳学校（Georg-Büchner-Schule），一间位于黑森邦施塔特阿伦多夫（Stadtallendorf）的综合型中学。综合中学背后的初衷，是将不同学制的学童集合在同一个校园里，借此降低不同学制间的隔阂。

巴赫曼老师教授的班级正处在升学的关键时刻——六年级的第二学期，老师和父母必须共同决定学生未来的升学途径。导演和摄影师花了很多时间在课堂上旁听、协助同学写作业等，「开始录影之前，他们俩就很常来课堂上作客，与这个班级培养出很深的情感。」巴赫曼回忆。导演的用意，一方面是为了让学生习惯他们在教室里的存在，录下他们最自然、没有因为外人或摄影装备产生防备的状态，更贴近观察这些背景不同的学生们，实际的校园生活。

无论是对来自社会底层或具有移民背景的学童，德国的教育制度都设下各种「路障」，无法提供学生公平的发展机会。纪录片《巴赫曼老师的教室》即是在处理这个被德国主流社会长期忽略的问题。 图／《巴赫曼老师的教室》

▌族群与阶级刻板印象产生的偏见与阻碍

在德国许多地方，早在小学毕业之后（德国小学教育是四年制）就开始进行学制分流，但在巴赫曼所任教的学校，学生小学毕业后会先进入所谓「定向阶段」（Orientierungsstufe 或 Förderstufe），让他们有机会继续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两年。不过进入七年级之后，学生仍然要被分流到不同学制：高级文理中学（Gymnasium）、实科中学（Realschule），或最低阶段的基础职业中学（Hauptschule）。

从纪录片中可发现，巴赫曼老师相当关心学生的升学志愿，显而易见地，他也知道这个决定对他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相关研究指出，若学生父母具有移民背景或其本身来自社会底层，获得高级文理中学推甄的可能性则显著降低，即便学生的表现在客观上并无差别， 仅仅因为教师普遍认为这些家庭抚养孩子的能力较弱。

甚至有研究指出，在相同社会经济条件下，阅读能力不如移民小孩的当地学童，被推甄上实科中学或高级文理中学的机会反而高出许多，是移民小孩的 1.7 倍。而在学习表现相同的情况下，有移民背景的孩童比较容易受到留级待遇，是非移民学童的 1.6 倍。

在德国许多地方，早在小学毕业之后（德国小学教育是四年制）就开始进行学制分流，但在巴赫曼所任教的学校，学生小学毕业后会先进入所谓「定向阶段」，让他们有机会继续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两年。不过进入七年级之后，学生仍然要被分流到不同学制：高级文理中学、实科中学，或最低阶段的基础职业中学。 图／法新社：

示意图片。在相同社会经济条件下，阅读能力不如移民小孩的当地学童，被推甄上实科中学或高级文理中学的机会反而高出许多，是移民小孩的 1.7 倍。而在学习表现相同的情况下，有移民背景的孩童比较容易受到留级待遇，是非移民学童的 1.6 倍。 图／法新社

2018 年，曼海姆大学（Universität Mannheim）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团队透过实验重新证明，老师们的刻板印象严重影响其对学生的评分标准。该实验对正在攻读教育学程的准教师们进行分组测试，请他们批改一份实验组事先设计好的德语课听写考卷，其中一组受试者拿到写着德文名字马克斯（Max）的考卷，另外一组则拿到土耳其文名字穆拉特（Murat）的考卷，除了名字之外，这两份听写考卷的答案内容、藏在作答文章里的错字，全部都一模一样。

果不其然，穆拉特比马克斯的成绩平均低了半个等级。 在此之前，同一个团队也研究过移民背景对数学成绩的影响。两年内，1,500 名高级文理中学的学生定期参加考试，研究中发现，尽管语言能力和社会阶层背景等条件相同，但移民家庭的孩子在同样的表现下成绩平均也低了半个等级。

在阶级差距方面，德国的外来移民大多落入底层社会，具移民背景的小孩因此面临就学与社经地位的双重困境，其中部分小孩甚至经历过战争的创伤。然而在巴赫曼老师的教室，这些孩子的需求与潜能终于能够获得重视。

研究中发现，尽管语言能力和社会阶层背景等条件相同，但移民家庭的孩子在同样的表现下成绩平均也低了半个等级。 图／路透社

▌从教室透视工业小镇的发展与现实

巴赫曼老师班上的学生来自 12 个不同国家，他们的母语包含土耳其语、保加利亚语、俄语等外语，部分学生才刚开始接触德语不久，导致课堂上的沟通相当困难。这个班级的组成也反映出施塔特阿伦多夫这个工业小镇的人口结构。2.1 万人口当中，高达 70% 的人具有移民背景，大约5,000人为伊斯兰教徒，且大部分学生来自工人阶级家庭。

导演施佩特坦言，「某种程度上，施塔特阿伦多夫是这部纪录片的第一个主角。」其黑暗的历史和独特的人口结构让导演对这个城市产生兴趣。

回顾这座城市的背景，1938 年原名为阿伦多夫（Allendorf），只是座被森林包围的偏僻小村庄。纳粹政权特别选择这个地点建设欧洲最大的炸药生产基地。战争末期，纳粹政府在此地部署将近 1.7 万名外籍工人，其中大多数为强迫劳动者、战俘和集中营囚犯。导演施佩特说：

图／《巴赫曼老师的教室》

「对我来说，问题在于纪录片中如何将这座城市特殊的过去与现在结合起来，在我看来学校是最合适的场域，而这个班级的文化组成反映了这座城市的生活现实和人口结构。」 图／《巴赫曼老师的教室》

二战之后，在德国经济起飞的 1960 年代，施塔特阿伦多夫再度成为焦点，纳粹留下来的生产设施让这座城市又转型为工业基地。当时为了填补劳动力的不足，德国政府开始向南欧及土耳其招募短期移工，巴赫曼老师班上孩子的阿公阿嬷也身在其中。

但因为德国长期将所谓的「客工」（Gastarbeiter）视为廉价劳动力，误以为他们几年后就会回到自己国家，政府和社会都不愿意将他们纳入成为德国的一份子，长期把他们排挤在外，集中在郊区的工人宿舍。然而，结果却是很多人选择留了下来了，并举家迁至德国。

当另一位老师在巴赫曼的班级课堂上，讨论到「家乡」这个概念的时候，无论学生或老师情绪都很激动。来自摩洛哥的学生坚持「摩洛哥才是他的家」，虽然他两岁半的时候就前往义大利，几年后又辗转到了德国。同样地，在德国出身的土耳其裔学生，也非常确定自己长大后要「回」土耳其生活。德国无法让这些小孩及其家人把德国视为自己的家，是政府多年来忽略了「融入政策」实际需要处理的事务，例如国籍取得、语言与文化课程，以及教育、就业等制度性歧视的后果。

德国无法让这些小孩及其家人把德国视为自己的家，是政府多年来忽略了「融入政策」实际需要处理的事务，例如国籍取得、语言与文化课程，以及教育、就业等制度性歧视的后果。 图／欧新社

孤军奋战的巴赫曼老师透过对学生的爱与尊重，打破社会制度所设下的各种路障，超越语言、文化和宗教隔阂，让教室成为学生能被完全接纳又可以安心学习的避风港。发放成绩单的时候，巴赫曼说：

最终 19 名学生当中，有 8 名获得高级文理中学的推甄，有机会继续升大学，每一位都是打破「玻璃天花板」的先锋队。

「成绩不过是一时的快照，它们无法代表你们，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们都是很棒的孩子，很棒的青少年！」作者戴达卫的电影映后座谈会，活动请参考：【人权Café】线上映后座谈 图／《巴赫曼老师的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