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途】林禹瑄／青年旅舍沒有青年
贝尔格勒青年旅舍外的安静街道。（图／林禹瑄提供）
曾经以为过了三十岁就不会再踏进青年旅舍的。摇晃窄仄的上下铺单人床位、床虱魅影重重的被单枕套、因为人来人往而总显得不够干净的公用卫浴、窸窣说话声鼾声脚步声磨牙声层层叠叠的漫漫长夜、对陌生国度和未来人生抱持同等乐观好奇的天真对话，住在青年旅舍的时候以为都只是一个年纪的坎，某天时光列车终要一个转弯驶上另一条轨道，车上的一辈人看着窗外风景流逝，一阵子之后才意识过来自己已经走在不同的方向上，毫不费力地就和惶惑拮据无所事事好高骛远等青年窘态一别两头了。
青年旅舍的多人上下铺房间。（图／林禹瑄提供）
最终这也成了我青年时期对年岁不切实际的期待一种。以为生活在随着时间前进，有时却只是指针绕了一圈回到原地。但人生里峰回路转的事毕竟也不只这一节，更年少的时候甚至还曾十分规矩地计划二十五岁结婚，三十岁前生完两个小孩，于是当三十多岁孑然一身带着沉重后背包在青年旅舍熟悉的简朴柜台等候总是不见踪影的员工时，恍然还以为正身在一个时光倒流的梦里，再下一秒就要跳接到二十岁那年芝加哥青年旅舍紧靠地铁高架桥的厨房窗户边，我与旅伴仔细地为旅舍早餐免费提供的贝果涂上奶油乳酪，偷偷包进餐巾纸要塞到背包里当午餐。餐巾纸太小，年轻贪小便宜的心太宽，一个手滑贝果翻落出窗户，奶油乳酪在灰暗的人行道上开出惨白的花，很快有人匆匆踩过，连头也没回，那一瞬间明白自己就和口袋里被我反复揉捏的一美元钞票一样卑微。
美国芝加哥青年旅舍坐着年轻旅人的交谊厅。（图／林禹瑄提供）
卑微，但也不因此感到羞愧。毕竟是学生时期的旅行，如何抢便宜机票搭便车睡沙发，用最少的钱走最长的路才是正经事。那几年在青年旅舍里听到的故事，尽是谁在公车站里席地而睡被人拿刀要抢但身上最值钱的物品只有护照最后抢匪还帮忙付了车票钱；谁搭上陌生人的后车厢在百里荒野间忽然发起高烧被送到村落巫医灌下不知名草药；谁带着帐篷独自在深山里走了七天七夜差点被当成猎物射杀；谁在免费留宿的沙发上睡到半夜警察破门而入才发现慷慨和善的沙发主从事贩毒差点一起进了监狱等等各式离奇情节。说故事的人惊魂未定里隐隐带着骄傲，听故事的人一边咋舌一边暗恨自己的旅程相比之下苍白无奇，一夜故事说完，所有人各自背上行李四散上路，很快就忘了彼此的脸，只剩下真假难辨的口述跌宕情节留在记忆里，切切实实像一起作了一场梦。
三十多岁回到青年旅舍，躺在墙壁极薄天花板极低的房间里，忍不住揣想当年在各地旅舍遇见的穷游青年如今都去了哪里，是否也和多数人一样，随着人生摊展开来，逐渐领悟到最艰苦的冒险毕竟不在旅途上，而在日复一日的真实生活里。出社会之后旅行的目的多半逃避大于探索，意义减大于加，要处理的事遇见的人愈少愈好，最最理想是待在一个离家够远的地方什么都不做，总是过于拥挤的青年旅舍被排除在行程之外于是也情有可原。我想起一起到芝加哥的旅伴，打开社群网站，才发现旅行结束后几年便渐渐失去了联系的她研究所毕业不久后就结了婚，生了两个小孩，最近的照片是一家四口在巴黎迪士尼乐园。照片里的她一手牵着孩子，一手提着精品包，下面留言写着包包是丈夫终于兑现的礼物，附上一个脸红微笑的表情符号。我一时想不起来二十岁的她长什么样子，只记得她远远看着人行道上扁塌贝果的表情非常哀伤，然后意识到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
我对时间流逝的感知似乎总是来得太迟。再上一次恰巧也是在青年旅舍。越南胡志明市。朋友提前一天离开，我一个人从渡假小岛的独栋木屋住回八人房的下铺，打开房门那一刹那像毕业后第一次回到大学校园，理智上知道有什么变了，但身上的T恤牛仔裤球鞋登山背包十年如一日，很快就相信了自己依然青年。后来几个二十出头的女孩进来，两个架起手机拍抖音影片，一个打了一通又一通电话重复述说一整天的行程，每一次都和上一次的情绪一样饱满，另一个则在床上安静地花了三十分钟化好精致的妆，再晃着大耳环出门，凌晨四点踏着清脆的高跟鞋声回来时身边多了一个男人，压低着声音咯咯地笑，然后男人脱下鞋子，脚臭味迅速扩散开来将空间挤得更小，小到像整个房间就要溃烂腐败。我吞了两颗安眠药还是清醒了整个晚上，天一亮逃难般地收拾行李去机场，走进阳光里的时候脚步视线脑袋都非常恍惚，瞬间感觉自己老了。
青年旅舍的房间。浦岛太郎的宝盒。踏出一扇门之后再也不是青年。
倒也不特别感伤，只在心里恨恨发誓再也不住青年旅舍。道别如此干脆决绝，大概也是青年之后才有办法做到的事。说了几百几千次再见，终于懂得大多时候再见的意思是再也不见，于是很坦然地头也不回。那次从越南回家之后不久结束了五年的感情，几天内便把租约家具银行帐户拆分得干干净净，一滴眼泪也没流。直到疫情过去之后想去旅行，才发现周围朋友有伴的有伴，成家的成家，只好又一个人上路。清晨出发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想起达盖尔刚发明银版摄影法时拍下的照片。1838年的巴黎。早上八点。宽敞的圣殿大道上只有一个极小的单薄人影，不细看还以为只是行道树被锯下后的树干。
路易．达盖尔银版摄影〈圣殿大道〉，1838年。（图／林禹瑄提供）
那样宁静的孤寂感我毕竟非常熟悉。有记忆以来我几乎在任何方面都无法避免地落在人后——总是长不高的身体、喝遍各式药膳补品依然平坦的胸部、没有手机而跟不上大多数话题的中学时光、最大叛逆不过跷课二十分钟的青春期、二十多岁才开始交男友的空乏感情经历。不知道为什么永远在苦苦地追。第一次看到达盖尔那张照片还是在盼了十多年终于开始的电影课堂上，老师故弄玄虚地问，你们知道为什么照片里只有一个人吗？
没有人出声，他继续自问自答：「因为那是个擦鞋匠，只有他用同一个姿势停得够久。摄影曝光时间太长，其他不断移动的人都消失在照片里了。」
那孤独质朴而魔幻，理性而诗意，我于是有些释怀，尽管都已经追了一辈子追成了无房无车不婚不生的后青年，也没什么好不能释怀。倒是一个人长时间远行的住宿是个难题，旅馆民宿住上十多天实在太贵，像个穷学生写讯息征询免费住宿又太厚颜无耻，正在订房网站上来回挣扎，忽然看到几个较低的价格，资讯栏上写单人房，卫浴共用，再仔细看旅馆名字，竟无一例外全都是青年旅舍。
于是又回到了青年旅舍。然后发现青年旅舍早就不叫青年旅舍了。2006年，兴许是为了扩大市场，又或许预知到千禧一代成家立业遥遥无期的彼得潘困局，全世界最大的青年旅舍联盟组织「国际青年旅舍联盟」拿掉了英文名字里的青年，改称「旅舍国际」，强调对所有年龄层开放。恰好宽容我这样有余裕旅行又无能挥霍、愿意交际又神经敏感容易失眠，在社会各个量尺上都不上不下十分尴尬的后青年旅人的单人雅房，大概也是顺着这个脉络出现在青年旅舍的吧。如此一想，旅舍带着经济目的的考量也显得温柔起来。
在没有了青年的青年旅舍里，我第一次成为整个旅舍里唯一真正在旅行的人。到亚美尼亚叶里温的时候正好俄国收紧强制征兵令，伊朗反政府抗争沸沸扬扬，小小的青年旅舍里满是拒绝上战场的俄罗斯男子，以及对国家失去希望的伊朗人，每天在交谊厅盯着手机或电脑萤幕寻找下一步出路。我早上出门的时候他们似乎已经在那里坐了很久，晚上回来时所有人仍在原地，带着一样受困的表情。一开始我尝试问几个问题，得到的答案往往是「我不知道」，后来也就不敢再问。进旅舍之前还在质问自己到底什么时候旅行才会不住青年旅舍，当下又一次领悟过来我的那么多关于意义的问题有多么无意义，存在主义之于存活多么无所轻重。
于是我继续等。虽然有时我怀疑我等待的那个时刻是一个更大的果陀。脚步停滞在青年旅舍里的还有赛门。前澳洲军人，因伤提前退休，每个月领退休俸度日百无聊赖，和前女友分手后索性飞到地球另一端的欧洲，我在塞尔维亚贝尔格勒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旅舍住了三个月。「为什么那么久？」「因为我爱上一个在旅舍工作的女人。」「你们在一起？」「没有，她有男朋友。」看见我狐疑的表情，他又补了一句：「我从来没对人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我离开青年旅舍的那天，赛门说听说那个女人会来上班，他决定等她一来就好好表白。整个上午他坐在旅舍门口空无一人的街道上，除了抽烟几乎没有移动。我要走时问他你还等吗，他说他不是在等只是没有其他地方要去，我一个冲动跟他描述了达盖尔照片里擦鞋匠的画面，他笑笑说是吗那很美，眼神暗了一下。
我走得太急，到了机场才想起来忘了跟他说，照片里擦鞋匠其实不是唯一留下来的人。再看得仔细一些，就会发现他对面模模糊糊还有一个顾客。
这和他的故事完全没有关系。我猜我只是想跟他说，我们也许都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