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爱座改名难改命

（图／桃园捷运公司提供）

立意良善的博爱座因陆续爆发让座冲突，让博爱美名化为污名。尽管卫福部研拟修法改名为「优先席」，以放宽适用条件方式解决争议，但却彻底忽略最根源的问题：台湾人文素养的退步。舍此不谈，改名难以改命，博爱座的全武行注定不会落幕。

台湾大众运输设博爱座起源于1976年，并于2013年入法。只是，上路迄今已近50年，何以过去不是问题，到近年却屡生争议？或许，以一个简单的生活体验，就能反思问题根源在哪。

被全球普遍视为先进国家的法国，其地铁站为防止严寒冷风灌进温暖站区，往往会在出口处设置厚重的玻璃门，法国人在推门后往往会下意识地将门暂时顶着，以利后方的「陌生人」更容易通过。法国法律并没有规定人民要这么做，乘客间也不存在任何关照彼此的义务与责任，所以这种为他人着想而停留片刻的小动作，背后要堆叠多少人文素养才能形成这道风景。

反观台湾，不只博爱座火光四射，连捷运手扶梯左侧是否应净空也不时引爆口角；即便上到马路，人车互不礼让构成的交通地狱，更已闻名全球。这种缺乏「时时替别人着想」的文化问题，真能靠立法把破洞补完？

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限度。当社会举凡鸡毛蒜皮都得以法相绳，凸显的不是法治精神有多崇高，而是道德感有多卑劣。当我们连一张椅子都得立法规定谁才能坐，我们该讨论的问题，真的仅只于椅子本身吗？

文学家梁晓声这样形容文化：「文化是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所以，博爱座之乱如何解？如果我们始终不愿承认本身在文化素养上的倒退及不足，却将希望寄托在「博爱座」的改名，这种修法，无疑是文化退步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