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陳建仁也不是陳拱北 醫師作家楊斯棓：烏腳病之父不該只是特定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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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时报》二○二三年二月一日有则报导，标题为：〈痛心陈建仁学术成就遭抹黑 台大医院院长细数世界级贡献〉，内文有一段：「台大医院院长吴明贤也站出来为陈建仁大抱不平，直言陈建仁在全球医药、公卫有三大卓绝贡献，首先是台湾早年曾爆发乌脚病，但当时全球科学界仍却找不到乌脚病的原因，陈建仁当初率团展开地下水调查，发现地下水含有的重金属『砷』含量是乌脚病关键因子……」

简单说，这段陈述，是吴院长口误了。

酸民把握机会，藉这段口误大肆发挥。

我说吴院长口误的部分，并不是把陈建仁三个字抽换成他的老师陈拱北，就足以说完乌脚病的故事。

陈拱北不可能立刻知道该往地下水去调查，那并不科学，而他是科学家，他能找到答案，正是依循科学路径。

陈拱北教授造访北门屿，着手拆弹

一九五八年二月，陈拱北教授（一九一七～一九七八年）第一次造访台南县北门乡（当地人称「北门屿」），他去拜会一个重要的老朋友，同行者还有叶曙教授（千叶医科大学医学博士，病理学家，一九○八～二○○四年）、吴新英教授（台大公卫系创系主任，一九二一～二○○六年，学甲人）、曾文宾教授（大阪市立大学医学博士，一九二四～二○二○年）。

这个老朋友，是陈拱北教授东京明治学院的中学同学，后来在北门蹲点，设立金河诊所医治乌脚病患，也是陈拱北口中「第一线的医师」王金河。

金河诊所经营多时，自一九四四年已陆续诊治过不少乌脚病患。

王行医时，「寄出去的请教（关于乌脚病的）信函，回复的很少，医学杂志偶尔会提到乌脚病，但没有什么统计资料」。

彼时乡下百姓对乌脚病有诸多误解，往往归咎是「歹失德」（pháinn-sit-tik，缺德）而罹病，许多人讳疾忌医。（盐分地带小说家黄崇雄曾撰写《一只鸟仔哮啾啾》，也被改编成电影剧本，就是在讲乌脚病的故事，电影曾获第四十二届亚太影展最佳影片）

台湾从许多人为乌脚病所苦到几近绝迹，这条数十年的漫漫长路，绝非靠着一个天选之人就此挥别地狱，而是陆续出现了好几位持志不懈的keyman、keywoman。

帮助台湾乌脚病患的关键人物

王金河医师在北门蹲点看诊，是第一个keyman。

第二个keyman是美国人富兰克林（Sam Horace Franklin，于美国田纳西州出生），彼时为东京神学大学教授。

第三个keyman是美国人杜佐治牧师（George Todd，于美国威斯康辛州出生），是富兰克林的女婿，在台南神学院教书。

第四个keyman叫苏灿镗，是王好友，苏和杜佐治牧师有所往来，得知杜佐治牧师岳父想赴北门关心乌脚病患，就介绍他们认识。

富兰克林说了一句：「如果耶稣来过台湾，应该会先来看顾这些患者。」 富兰克林返东京后回了一封信给王，除了致谢，也允诺将替台湾乌脚病患跟各界呼救。

第五位keyman应称keywoman：美国宣教士孙理莲（Lillian R. Dickson，一九○一～一九八三年），她接到富兰克林的讯息后，即知即行，来到北门。（一九五二年，孙理莲创立全台第一个立案的社会福利机构—财团法人基督教芥菜种会。）

访视得知惨况后，孙赴美、加巡回演讲募款，以帮助台湾的乌脚病患。（时间拉长来看，孙长时间固定赴美、加巡回演讲，募得经费照顾许多贫病之人，不只帮助乌脚病患。）

怜悯之门立，免费诊所兴

孙尊重王，商议后，王在自己诊所，开启了「一半谋生、一半奉献」的看诊模式：早上叫金河诊所，正常收费，下午是免费诊所，以医治乌脚病为主，但非因乌脚病求诊，照样诊治，医药成本由芥菜种会负担。

最早那块匾额，大大的四个字写着：「怜悯之门」。

四个大字底下，是分成两行的小字：

王毕业自东京医学专门学校，孙帮王找了同样毕业自东京医学专门学校的谢纬医师（后文简称谢）来帮忙。谢每周四赴北门，主持外科手术。

第一个在「免费诊所」接受手术的病患叫王品，北门人，手术部位是左小腿，那一天是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大家都在跟时间赛跑。

谢最高纪录一天要开十八台刀。

谢感叹自己只能减轻病患痛苦，无法治本，急欲找出病因。

王医师写了几行字，贴在诊疗室墙上：其实我没有权利替你决定，其实我应该亲身承担这种痛苦。虽然我们知道截肢是为了减轻目前的痛苦，但这也不是个容易的决定。

美国海军医院生化学系主任布莱克威尔博士来参访时，看到了那张纸，问随行的翻译人员是什么意思。根据林双不老师的《侧写王金河：台湾乌脚病患之父的生命点滴》，无法得知确切翻译内容，我尝试翻译如下：

In fact, I have no right to decide for you. In fact, I should bear this pain myself. Although we know that the amputation is to relieve the current pain. But it is not an easy decision to make.

当时布莱克威尔噙泪，双手紧握王金河，久久不语。

番薯不怕落土烂，只求枝叶代代传

一九六二年，陈拱北所长带领的研究团队发表研究报告，推论乌脚病起因在居民的饮用水。该份报告指出，饮用水含砷量标准值是○．○五ppm（五○ppb），北门、学甲、义竹、布袋一代居民的饮用水含砷量远高于此，有些地方甚至高达一．八二ppm（一八二○ppb）。

一九七○年，谢纬因为看诊劳累，驾车撞树辞世。

一九七七年，新营医院在北门兴建乌脚病防治中心，有些免费诊所的住院患者因此前去，王医师乐观其成。

一九七八年，陈拱北过世。

一九八三年，孙理莲辞世。

一九八四年，免费诊所停办，停办前最后十六位住院患者，转院到防治中心。

一九八四年，陈建仁已是台大公卫系的副教授，当时已拥有世界顶尖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流行病学博士学位，勤于研究，成果斐然。

陈建仁的学思历程相关演讲，从来不避谈自己的失败经验，而且一向尊师重道。

譬如他演讲时就说过：「陈拱北教授经常利用寒暑假带我们学生下乡服务」，小朋友称陈建仁「陈大哥」，称陈拱北「陈老哥」。

本文开头提到的吴新英教授，在陈建仁拿到博士学位归国后打电话告诉他：「陈建仁、王荣德，你们两个人到我办公室来一下！」「乌脚病研究的经费剩下十万元，你们每人拿五万元去做研究，只要和乌脚病有关就可以了。」

王荣德说：「五万元就给陈建仁一起用好了。」

结果陈建仁率团队用十万元做研究，发表了三篇论文，分别刊载在《Cancer Research》《British Journal of Cancer》和《Arteriosclerosis》上。

《Arteriosclerosis》杂志的社论评述陈建仁发的论文是：「屋脚的基石」。

本文的初版曾发表于个人脸书，许多朋友私讯询问「屋脚」是否应作「乌脚」？

非也！「屋脚」一词出自《圣经》：「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The stone the builders rejected has become the cornerstone.）

当年随陈拱北教授拜访北门的曾文宾教授过世时，陈建仁院士撰文追思时曾提到：「陈拱北和吴新英教授进一步发现，深井水砷含量的中位数值是○．七八ppm；浅井水砷含量的中位数值是○．○四ppm。曾文宾教授在乌脚病盛行地区，调查了三十七村里的四万零四百二十一位居民的乌脚病及皮肤癌盛行率，发现饮用水含砷量愈高，罹患乌脚病与皮肤癌的风险也愈高。美国环保署引用曾文宾教授的研究数据，修定饮用水的砷含量标准为五○ppb。」

二○○一年，柯林顿下台前一天，签署了饮用水的含砷量标准，将五○ppb再降到一○ppb。

布希上任后想暂缓生效，但陈建仁的研究团队成员邱弘毅教授在《美国流行病学杂志》发表论文指出，砷浓度若在一○～五○ppb之间，会增加膀胱癌的危险性。

布希请美国环保署重新评估后并未更动一○ppb的标准，但考量自来水厂作业需要时间，决定二○○六年起才强制执行。

图为《要有一个人：澈读22种人生，你的人生有无限可能！》书封。先觉出版社提供

乌脚病之父，究竟是谁？

台湾的乌脚病之父究竟是谁？可能不是陈建仁，也不是陈拱北。

曾有一位年轻女记者称呼王金河为「台湾乌脚病之父」，王金河当场双手直摇，拒绝这个称呼。

他说：「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讲，我受当（siū-tong，担待）不起。如果一定要有这个尊称，全世界只有一个人配得上，他就是谢纬医师。」

其实乌脚病之父是谁，似乎不是那么重要。

在这些故事里，我读到了陈建仁院士接起前辈的研究棒子，完美演绎了何谓「番薯枝叶代代传」。

此外，美国人孙理莲那种跨越国境对台湾悲惨底层百姓的大爱，终究又以爱的形式回到了美国，守护着整体美国人的健康。

（本文出自《要有一个人：澈读22种人生，你的人生有无限可能！》，先觉出版社，未经同意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