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朝平》回想我在党组织里的那些日子
陈朝平》回想我在党组织里的那些日子
【爱传媒陈朝平专栏】我是在念建中时入的国民党。
入党，倒不是因为我的政治细胞比较发达，也不是我对国民党的丰功伟绩有甚么特殊的感觉，更不是因为我对那时掌政的国民党大员有甚么孺慕之情。
说来可笑，我入党纯粹是一个不甚美丽的错误。
民国58年，咱们念建中时，校方仿效当时的学生公车月票，设计了一张记录学生缺点的卡票，凡是学生犯错，教官得按情节轻重，用类似车掌小姐剪月票的剪子，在卡票上剪下一个个的洞洞。记忆中，仿佛1个洞是缺点，3个洞是警告，6个洞是小过，18个洞就是大过。
那时，每天上学入校门，教官的「雷达眼」，最爱搜索制服裤扎得窄窄的，大盘帽拗得翘翘的、皮鞋样式不合学校规定的，以及头发过长的同学，挥手指示一旁值勤的纠察队拦下违规的同学，接着，教官就会气喘喘地跑过来，要同学掏出计点卡，喀擦一声，剪上一个洞洞。
也不知是我的男性贺尔蒙作祟，还是我的青春期发育全集中在头皮之上，那时，我的头发长得特别快，其他同学剪个三分头可以撑上一个月，我呢，才两个礼拜便华发茂盛，即使戴上大盘帽也遮不住。
头发长得快，再加上疯足球，疯到穿着皮鞋就冲到建中沙漠踢将起来，皮鞋开口笑，第二天只好穿着不合格的黑皮鞋，上学闯关。
就这样，高一下学期，开学没几个礼拜，我的计点卡已是千穿百孔了，只因为平日还能做个壁报，干些好人好事，博些嘉奖抵销缺点警告，要不，早就「黑榜题名」，连名带姓高挂训导处的公布栏了！
多亏教官有好生之德，再说，咱不抽烟、不打架、不给班上找麻烦，怎么看，都不算是坏学生，于是，教官有令，「陈同学，明天请你父亲到教官室来谈谈，看怎么样能不让你被记上小过！」
第二天，父亲如约到校，我随侍在侧，战战兢兢，面见教官。不料，父亲凭着三吋不烂之舌，又是严厉教子，又是殷殷询问教官的期别，不经意中，还娓娓道来他当年跟随某些长官的故事。
闹到最后，咱教官不再称呼父亲为陈先生，而是左一声老大哥，右一句老大哥，再接着，教官说了：我看这孩子挺优秀的，我们党就是需要这样优秀的青年。教官都称赞你优秀了，你不入党，不就是不给面子？父亲也说了，不管它了，就入个党吧！入了党，教官以后比较不会找麻烦！
就这样，「教官有暗示，老爸有指示」，那个暑假，咱这优秀的建中学生就入党了！入党仪式挺隆重的，就在行政院对面台北市议会楼上的市党部举行的，入党的介绍人，咱教官当仁不让，入党的监誓人则是当时的国民党市党部主委，党证的字号则是组征字开头的。
入了党，有啥好处？坦白说，我还真不知道。班上同学都知道，我是有名的「大砲」，有名的好辩。高三上三民主主义，我尤其爱跟梁效今老师唱反调。
不知是不是党证护身，反正，梁老师从没找过我麻烦，我也因为课堂上历经辩证，联考时，三民主义考了个90分以上的高分，考进了当年的国民党党校——政大！也算是入党后、冥冥中自有天算吧！
我记得当时确有传闻，政大学生，必须入党。不过，新生注册时才发现，传闻终究是传闻。别说没人强迫你入党，压根人没有教官教授提过这事儿！
或许是精通日文的父亲曾经在上海负责遣返日本战俘，又曾担任情报局的客卿，还曾参襄赞韩战1万4千个证人起义来归，功在党国档案，大学4年，从为被组织交付过任务，也未曾被某某单位吸收过。
大三时，老蒋去世，天有异相，朱坚章老师在他西洋政治思想史的课堂上，要我们各自表述对老蒋去世的看法，我依然大放厥词，也不见哪个穿制服的来关切一番。
大四，修国父思想。授课的张亚沄教授也是一门大砲，课堂上，常见咱师生俩辩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会触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类的课题。我那时，年轻气盛，很多想法往往不深思熟虑就脱口而出，也没见谁来纠正过我。
倒是听说，张师在西语系上课时，痛责二战后国共战争中的国民党官员，台下学生认为张师辱及先人，一状告到调查局，把张师请去谈了半天的话！
总之，大学4年，作为党员的我，绝非积极分子，小组会议不常参加，组织活动，没啥兴趣，我与组织，只能用若即若离四字形容。
大学毕业考预官，我考上的兵种是政战。据说，就是那张党证的功用。传说，录取政战官的，绝大多数是党员。传说是否属实，我无从查证。不过，等到我被选拔为三民主义巡回教官时，总算是证实了三民主义巡回教官必须是党员的传闻！
我必须承认，担任三民主义巡回教官时，是我入党以来，最骄傲的一段时间。也不知是因为能穿上毕挺的「大礼服」，感到骄傲？还是因为能在这么多人面前阐释三民主义和国民党对建设台湾的贡献而骄傲？还是因为我是党员、是三民主义巡回教官而骄傲？
或许是残留的党员骄傲感影响，也或许是三民主义巡回教官的背景，退伍回母校念研究所后，有好一段时间居然积极的参加了知青党部办的好些活动，横向认识了不少他校的党员高材生。
1979年，台美断交，我刚返回母校念书，因缘际会，参加了由退伍三民主义巡回教官组成的「中华民国人文科学会」，次年，人文科学会决议办一份政论杂志，对抗当时崛起的党外杂志。
我因政大外交系导师李伟成推荐，入社担任编辑，也因此，认识了许多三民主义巡回教官的前辈，埋下了日后我「被请辞」中国时报，转任中央月刊副总编辑的因缘。
虽说，党证毕竟不是饭票，但我也必须承认那本党证，有形无形中，确实影响了我的服役历程和早期的职场生涯。然而，缘起缘灭，怎么来，怎么去。1991年第二届增额国代选举的过程，终于让我选择离开了国民党。
第二届增额国大选举是第一次政党可以做广告的大型选举。当时我已离开媒体，和李志中、丁庭宇、陈哲明、李祖德几位友人组成「英明决策顾问公司」，承包了国民党的政党文宣工作。
简单地说，承揽这项业务的过程里，我看到的是李登辉新威权的阴影逐步蔓延开来，我看到的是提名国代候选人对宪政的无知和黑金背景，也看到了国民党马屁文化的现代化和进阶发展。
不久后，新国民党连线从党内崛起，再不久，我热血加入新党，成为新党37位发起人之一。新党成立后，我因浮沉商海，加上不乐见党内人事倾压，决心保留对公共事务的关心，逐步退出政党，做一个快乐的无党籍人士。
从那时起，我奔走两岸数十个城市，眼观大陆快速崛起，台湾逐步边缘化，且台湾政党个个不成材，决定自封为「魅力无法挡党主席」，抛开蓝绿黄白，笑看社会百态，且观两岸统独发展。
近日，因黄国书担任线民一事遭人起底，网路上也接连传出吕秀莲、陈水扁、谢长廷、吴淑珍、叶菊兰、游锡堃、邱义仁、柯建铭等人早年入档的资料。凡此种种，许多当事人众口铄金喊冤，指责国民党威权统治，利用线民监控人民云云。因此勾起了我入党的诸多回忆。
不过，前思后想，我一直很纳闷，为什么许多入党的同辈人物会被吸收做线民、渗透监控特定对象？
而我，入党多年的那些日子里，尽管家境也清寒，尽管阮囊羞涩，却从未有人试图吸收我、利用我。是因为我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因为我没有可被利用的价值？还是，我无所求于人？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照片来源：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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