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死亡，还剩下什么？（下）

俯瞰刻着工殇者名字的伙伴碑。（尹雯慧提供）

纪念碑里的纪念碑。（尹雯慧提供）

在荒芜中寻找希望？

阿志坠落那一年，因工殇事故而短暂停工的台北国际金融中心，在7月18日，正式更名为「台北101」。隔年7月，台北101举行了办公大楼上梁典礼，包含当时的总统陈水扁，以及台北市长马英九皆受邀出席该盛会，现场冠盖云集。同年10月，完成塔尖定位仪式，市长马英九在媒体注视下，宣布台北101成为全世界最高的建筑物；这分「世界第一」的「荣耀」，维持了五年多的时间。

台湾的建筑跻身全球排行榜，拔得头筹，有其背后「天时地利人和」的各种盘算。2022年2月出版《从0到101：打造世界天际线的旅程》的宏国集团董事长林鸿明，在新书发表会上提及，当时他为了促成这项史无前例的开发案，透过一番运筹帷幄，让中信、新光、国泰、中华开发等企业组成「台北国际金融中心企业联盟」，以两百零七点五亿新台币，拿下这个标案。这个金额数字对他意义重大，因为「这是母亲林谢罕见诚心掷筊而来，仿佛冥冥之中有所注定。」这幢宏伟建筑要往上攀升超越100层，也是他的母亲「鼓励团队不要因为『100』就自满而停下脚步，于是决定了101层。」

在台湾的道教庙宇中，神像前有一对到数对的筊杯，是台湾人熟悉的日常。我们透过筊杯掷出后，落下的方位来探测神鬼的意念，两个巴掌大的半月形木片向俗世世界传递的讯息，经常同时扮演着解惑和抚慰的功能。宏国集团「头家妈」林谢罕见为了鼓励自己的孩子，掷筊问卜，也因为101这个数字，象征着「好还要更好」，于是成为最后拍板定案选定的吉祥数字。然而，对阿志的家人，特别是哥哥阿勇而言，全程目睹弟弟参与建造台北101而遭受天灾致命意外丧生，是一场「比糟还要更糟」的际遇。

「那时候是跟神明讲的，掷筊，跟阿嬷，一起住在那边。」阿勇说，「那个时候在台北，在做那个头七的时候，问一问，就掷筊，一筊就安置在那里了。」仿佛归心似箭似地，阿志透过圣筊告诉家人，他想和阿嬷同眠在燕巢乡的墓地，二十四岁的青春华年，于是在此地凝止成永恒的坟冢。

只是，创伤在遭逢亲人死亡之后，被狠狠封印在阿勇的意识底处，「我常常做恶梦，梦到他掉下来，连喊都……救他也来不及，也才几秒钟啊。唉，五十六楼欸。」面对梦境里的无能为力，阿勇也只能喟然长叹，「人一生哦，都有个劫数，三大劫数什么数，只是那个劫数哦，躲得过躲不过这样，是大的还是小的这样。」

不知道阿勇后来还有没有再去庙里掷筊，问问阿志在那边过得好不好？

三三一事件后，阿勇一直过得不太好。

夜晚，他在梦魇里辗转反侧，白日，他在弟弟工殇意外的阴影中，匍匐求生。当时正值盛年的阿勇在事发之后，好几年间都无法再登上高楼的工地工作；生死一瞬的恐惧如影随形。

不过，恐惧固然令人身心煎熬，但深埋心底的歉疚，才是他无处求援的苦痛根源。「阿志4月2号生日，本来清明之前要载他回来，他说那边赶工，所以我就没有把他载回来。」多年来，阿勇深陷在「早知道」的遗憾里，无能言说，往事深邃彷若一潭不断下坠的流沙，越挣扎越容易灭顶。

「回忆哦，有甜的有苦的，但我的回忆是比较苦的，不好的那种。」

出身南台湾典型的劳工家庭，阿勇的父母教育程度都不高，原本在化工工厂工作的爸爸，因长年工作环境影响呼吸道的健康，1980年代前后气喘病发，自此健康每况愈下。家中三个孩子，年纪最大的长女其时也不过五、六岁，阿勇与阿志，就更年幼了。妈妈为了承担经济支柱，在外奔波各地从事水泥工，但，好运似乎迟迟未曾眷顾这一家人。1983年冬天的某日，阿勇的妈妈在骑车返回家的途中发生车祸，伤势严重，影响了听力。

贫寒的家境，使得阿勇姐弟三人很早就体悟了雏鸟离巢、颟顸学飞的人生况味。几乎是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的轴线平行叠合般，阿勇和阿志都在国中毕业后，便离开校园，进入社会职场，开始与薪水日日拚搏的劳工生涯。虽然阿勇曾短暂地在私立国际工商夜间部就读半年，然而高昂的学费，加上白天大量体力劳动的清洁工作后，导致课堂上只能开启补眠模式，难以读书学习，他不得已只能放弃求学，成为全职工人。

阿勇一路从清洁工人做起，洗地毯、打蜡，也曾兼差卖菱角、卖水果，后来在担任监工的亲戚介绍下，进入营建工作。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几句话：「没法度，不得已，没得选」，是他为年近半百的自己，一生职涯精要的总结，亦仿佛是他看待自己命运蓝图的基本态度。「做工的人都是用时间和命和它拚」，阿勇很早就看透了这个行业的本质，不需要料事如神也能预知一二。

和个性内向的阿勇迥异的弟弟阿志，则选择从学习汽车修理做起，一直到当兵退役，才决定放弃前景未见明朗的汽车修理行业，跟随哥哥进入营造业，当起建筑工人。

外向健朗的阿志，一向受人喜爱，「他很大方，对每个朋友都很好，不会小气巴拉，会帮忙。有时候也会买饮料给大家喝，人品好。」阿勇谈起早逝的弟弟，不无怀念。而阿志在母亲的记忆里，尤其贴心可人：「当兵都舍不得花用，会把军中的军饷省吃俭用把两千元存下贴补家用，母亲节还包红包给我，连放假都尽量赚钱，是个十分孝顺的孩子。」姊姊也说：「他的心愿，是帮老板赶快盖好台北101大楼，工作多存点钱，赶快缴清家里的房贷，让父母放心。」

像是担心描摹阿志的力道不够，众人捕捉逝者身影的故事会成为徒劳，阿志妈妈不停地抛出一个又一个，鲜明地活在她心中的阿志样貌：「生阿志的时候，突然风雨交加，那天是2月25日，再过七天就是农历年。他小时候有一天跟我报明牌，我没理会，结果邻居照他报的名牌却中奖。小时候阿志都跑跑跳跳满皮的，牙齿常撞伤，长大后却很懂事，很为家，个性活泼开朗，很孝顺。」

显然，在阿志妈妈大脑海马回的皱褶里，「孝顺」和「阿志」是同义词。

我当然知道，记忆并不坚固。情感的力量经常比记忆强大，于是记忆极有可能因为强大的情感而被窜改或重组。然而，不需要理解关于时间或者记忆绵延的理论也能深刻感受到，阿志的家人选择和离世的他共处的方式，其实最原初的出发点，是因为爱；对逝者的爱，对同为被遗留下来，仍然挣扎求生的其他家人的爱。

鲜少出远门的阿志妈妈，当年因为失去了孝顺的儿子，首次有机会来到台北。在大寮乡下的家里看见电视新闻，播放着意外事故的现场时，她心里挂念两个也在那里工作的孩子们，想着要叮嘱他们注意安全；直至她接到电话，和先生两人被安排搭机北上的那一刻，她都没有真正意识到，死亡的阴影已近迫在眼前。

突如其来的慌乱中，阿志妈妈谨记在心的其中一件事竟是：在机场时，有乘客因体恤他们夫妇俩人处境，自愿让他们插队，提前上机。对她而言，那是陌生人的恩情，而恩情就是该仔细放在心上的事。

阿勇总是自责，「我书也读不多，弟弟出事也是刚做完兵回来，没工作我才拉进他跟我一起做。然后，没想到，退伍回来没几年就发生这样啊，也还没娶老婆……。」也正因为怀抱这分情感，阿勇始终感到难以释怀的愧歉。他带着弟弟离乡逐梦，离家前父母一再交代他，「小弟年纪较小，你要好好照顾小弟」。他想起出事前不久，他才因细故和弟弟起了争执，带着别扭的心情一同去工地上工。午睡时，坍塌的梦境让他反复心焦；他没有想到，一觉醒来之后，却果真从此陷入人生最长的噩梦深渊中，遍寻不着得以喘息的出口。

「我情愿是我走不是他走欸。」阿勇的遗憾里，深植着他对家人最绵长的温柔。

从身体里长出纪念碑

就像渔人向往大海，阿志也曾想望过立业成家后，被温情环抱的生活，然而，死神让他与爱情错身而过，猝不及防。在不同的工地与工地之间往返谋生的阿勇，透过相亲的方式，与来自福建的妻子结婚，组建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后，肩上的负担益显沉重。

成家立业需要钱。在台湾，劳工的一条命价值多少？

像阿志这样工殇去世的劳动者，在劳动基准法的职业灾害死亡补偿条例中，可获得平均工资四十五个月的补偿，若是依他的投保薪资每月一万六千五百元计算，补偿金额不到七十五万。幸而此事引发外界瞩目，因而采用当年他的日薪计算，他的家属可获得约四百五十一万余的金额。 即使这已是相对优厚的职灾死亡补偿，但仍远远落后于生活所需。也难怪，悲恸逾恒的阿志妈妈说过，「好在阿志没结婚，否则现在再加上他的孩子，怎么养得起？」

地震前，阿勇已然结婚了，妻小留在南部，他与弟弟北上工作，最后却只能捧着弟弟的骨灰独自返乡。婚后二十多年来，在百货业担任零售员的妻子，靠着卖女性用品的业绩抽成，贴补家中开销。每日工作需要长时间站立，经年累月下来，双脚的静脉曲张已经严重到只能靠打针治疗来勉强支撑。阿勇心疼妻子的辛劳，也感激她对自己的不离不弃，他淡淡地说：「没跑，已经很好了。是我捡来的幸福。」

对于孩子们，「还要看他们自己，喜欢读就读，现在我们人还没走，他们能读多少，就让他们读多少。」冀望透过教育翻转阶级，是许多劳工家庭为下一代建造美好未来的想望途径，只不过，面对这个关乎社会结构体制的问题，一生从事粗工换取家人温饱的阿勇也隐隐明白，他最后其实只是希望孩子们，「不要学坏就好了。」

「人生下来就是带苦字」，阿勇曾这么说。

而苦，是一种逐渐麻痹对人生抱持梦想的痛觉。

2015年，阿勇在高雄轻轨工地现场工作时，因为意外而造成左手掌，除了大拇指之外的其他四指被机器截断，虽然及时送医缝合，但愈后情况不甚理想，神经截短接合处的疼痛，沁入骨髓，这分必须「要忍受到升天，走的那一天才能解脱」的痛楚，让他体力大不如前，在身体劳动就业市场竞争力原本就处于劣势的困境，更雪上加霜。

参与高雄轻轨的建造，让阿勇也成为工伤的受害者，夺走他四指的工地，就位在高雄梦时代广场附近。加上前两年父亲过世，母亲罹癌，家中接二连三面临曲折困顿，他感受到人生里，结结实实的恶梦连篇。

仰赖安眠药入睡多年，他却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从梦魇里醒来。

阿勇并非好吃懒做之人，妻子应该也都看在眼里。只要有工作机会，他也总是顶住压力，设法咬牙撑过。只是境遇太过乖张多舛，就算努力并不保证能够咸鱼翻身，但霉运之路走得如此彻底，很难不让人怀疑人生。

从小信佛拜观音，每年会和妻子到庙里点光明灯，为家人求平安，求福禄；比起弟弟摔落大楼时，只能眼睁睁看着，却束手无策的心慌，能够到宫庙里祈福点灯，是阿勇在时代洪流里冲刷翻滚后，能够稍稍感到踏实的幸福。

2007年，台北101大楼前的广场，矗立起七座彩色纪念碑，是为了纪念三三一大地震工殇罹难的劳工，以及参与建造这座摩天大楼的所有团队。彩色琉璃材质透明，阿志的名字，与其他人一同被铭刻在纪念碑上，刚好位在白色区域，相对醒目。仔细探看纪念碑内部，阿志名字下方出现了锈蚀的黑渍，其他颜色区块也明显看出或大或小的龟裂痕迹。

我的脑海倏忽闪现那些，大幅刊登在101捷运站出口的精品广告，以华丽浇灌着往来经过人们的潜意识，所谓的生活品质的象征，是对「质感、美学、知识与高标准的追求」；不知为何，我无法将目光从阿志名字下方的污渍移开，良久良久。

对于这七座缤纷活泼，带着装置艺术趣味，看似大型「光明灯」的101伙伴碑，阿勇虽然知悉，但并没有时间特意造访，也没有谈论的意念。对他来说，「盖了纪念碑也没用啊。」

早在弟弟阿志坠落松智路的那一刻，阿勇身体里已然长满了伤痛与想念的荆棘，并且相互缠绕成尖锐无伦的墓志铭，只要一碰触，就会无声地流出血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