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奥本海默》看当前知识分子困境

（图／美联社）

《奥本海默》是部非常精彩的电影，也让更多人认识了奥本海默这位「原子弹之父」在核子武器发展过程中的纠结。它也让我们思考许多问题，例如：科学家应该无限制地追求科学技术进步，抑或要用主观的伦理价值来限制科学的发展？科学对这个世界造成的「功」与「过」，科学家要因此享有荣耀或背负罪责吗？这些都已跳脱了单纯「专家学者」的思考，而进入了「知识分子」所关切的世界。

有意思的是，电影中呈现的许多议题也值得在台湾的「知识分子」深思一番：我们还会反思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以及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吗？

先从美国的经验看，非理性政治（麦卡锡主义、恐共），对科学研究、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有多大的侵害。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被「莫须有」地废止，固然是史特劳斯精心策画之构陷，但美国多年来歇斯底里式的恐共、反共，才是迫害成功的基础。

因为恐共，直到20世纪中叶，美国一直是西方民主国家中对于工会与各种劳工运动最不友善的国家。奥本海默单纯支持工会运动，就遭到朋友们严厉指摘。而在反共大旗下的麦卡锡时代，可以不需要任何叛国证据，就把任何与左翼活动有关的人，一律打成「非美国人」。即使是大名鼎鼎的奥本海默也难逃一劫。

看到电影中那个荒谬的「秘密听证」，你会深深怀疑这是印象中的美国吗？一个满口民主自由的法治国家，能搞出这种袋鼠法院？是的，正因为他们熟悉法律制度，所以不走正式审判程序让你答辩，换个更有效的方法：不起诉你，却搞臭你，然后单纯地用行政上的「废止许可」就好。不用审判，就不用管证据法则，反正，在恐共的氛围下，也没什么人会质疑他们。

套到当前的台湾，不也是差不多吗？解严30多年，当今政府仍在（自己塑造的）恐共氛围下，以抗中为名，用裁量极大的行政手段来对付人民（NCC拒绝中天换照、迟迟不开放陆客来台观光、港人移民申请延宕、前总统马英九出国管制被延长等），或是把异议者扣上「不是台湾人」的帽子。人民都知道，就算最终打赢了官司，或检察官不起诉，政府在「前端」这样搞你，就可让你遭遇万般麻烦。所以，大部分人一开始往往就选择「不要惹政府」。想想「拔管」，想想「向心」被卡在台湾多久，你怕不怕？

而台湾各大学的教授们，其实也跟奥本海默时代的众多科学家一样，对政府又爱又怕。看看《奥本海默》中那些重要的科学研究，哪个不需要大笔外部资金支持？所以，自命在探究宇宙真理，睥睨当世的最高端科学家们都非常在意「争取经费」。这时，哪里敢反对主流，批判政府？

台湾的环境更糟。一方面，「金主」往往只有政府；另一方面，政府对学术研究的补助、支持也是高度选择性，且带有政治性。结果呢，专家成了政府豢养的一群「训练有素的狗」（爱因斯坦的感慨），而不是反思人类价值的知识分子。尤有甚者，学者，尤其是自命菁英大学的学者们，太过在乎有权者的「肯定」，太想站到社会的金字塔顶端，所以对于政府的招手，欠缺抵抗力。就像奥本海默对于军方邀请他领导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难抵抗此邀约的荣宠与光环；而我们这些学者专家们又怎能拒绝最有权有钱又给名号的政府呢？

难道《奥本海默》给我们的启发是：在这个国家豢养学术研究的时代，不再有反思真理的知识分子，没有任重道远的「士」，而只剩下训练有素的狗？

（作者为国立政治大学法律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