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文门谈对政治权力的根本制约

（图／本报系资料照）

林智坚的论文门前阵子闹得沸沸扬扬，许多人聚焦在它对选战的影响。写过论文，尤其指导过论文的，基本一眼就能看出两本论文的雷同度，而就论文作为一个学术著作及公共财而言，先写先赢原就是客观的铁则，除非当事者有更原始的文件证据，说明自己被抄，否则，送学审会只是一个必要的形式正义过程。

但这样简单易判的事情，却让许多人忧心会有意外。因为这些年台湾几乎已全面政治挂帅，选举当前，明显的学术是非依然可能被牺牲掉。好在，这一关是守住了。而其意义，还不只是守住了学术伦理，更守住了一个社会长远发展的基础，以此，政治才不会成为无远弗届、无所不用其极的巨兽。

说巨兽、说无所不用其极，是因政治固乃营群体生活之所必须，但政治操作牵涉权力的分配与竞逐，而权力既会使人腐化，不加规范，它就会成为吞噬万物的巨兽。正如此，为了防患未然，西方发展出来的民主政治就特别强调权力的制衡，当相对的诸方都希望自己权力加大时，反就形成了抗衡的态势，如此再加以法律的规范、政权的轮替，就能有效遏止权力的膨胀。

然而，这样的设计在如今却也面临一定的颠覆，许多时候，权力的制衡会变成权力的乱斗，有时，不同权力者也可以共同行其权力之分赃，许多新兴的民主国家就如此。

相对之下，西方社会这类的毛病明显较少，许多人以为是他们的民主操作如选举透明、责任政治、政党轮替已成常态所致，但其实，更重要的，还在：除了完善并服膺权力竞逐的游戏规则外，这些社会更有来自政治之外对政治的制约。

这种制约，缘于一个社会对某些基底价值的坚持，例如道德规范、学术独立、宗教信仰、人权维护、文化向往等，而他们也认为，政治存在的正当性就在让这些价值得以延续与发皇。

西方所谓的「王权不越蓬门」，说的正是如此，国王的权力再大，面对私有财产、个人隐私这些价值，也不能有一丝逾越。在中国，即便过去皇权高于一切的时代，皇帝仍须「敬天畏人」，且除了这根本的抽象约束外，像宋代强调的「祖宗家法」，更包含一些节制权力的实质规范。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台湾，许多人自傲的民主进步，如今却呈现出另一种退步。例如，在威权时代，蒋介石面对胡适，也得有权力的谦抑；但之后的陈水扁却可以对钱穆率尔欺凌；90年代台湾文化界气息蓬勃，面对政治不仅能发声，甚至还能产生实质制约，可近几年，基本却已寂然无声。

会如此，关键原因之一，是一些原来从事基底价值建立的人主动缴械，有些则是以为只有政治搞好，价值才能确保，把政治当成一切的先决条件而投入政治，可其结果，绝大多数却就要么被收编，要么就是尝到权力滋味而异化，以致面对政治，文化学术界乃近乎无声。

另外，当然是当权者假借人民权利的赋予，形塑一种可被操弄的民粹，肆无忌惮地侵入各种价值领域，于是，只有政治立场，没有是非，就成了当前的写照，也所以蔡英文可以如此为论文门做政治定调。

正是这样的背景，一件简单的政治人物论文抄袭案才让识者如此揪心。而现在，借由这个判定，我们更应该回过头来反思，节制政治权利的根本之道，其实并不在政治制衡，而是坚守或重建超越政治的价值块面，「让政治权力有时而穷」，如此作根本制约，才真能箍住权力的外扩本质、政治的内部分赃，让台湾不致伊于胡底。（作者为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