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免于恐惧之自由」 谈精进刑事侦查

（图／本报系资料照）

行政院组成打诈国家队，强调打诈决心，然检察官却认为打诈国家队不切实际，呼吁应正视诈欺案量过大，司法已然瘫痪；据报载，全台去年刑事案件有75万件，依检察官约1200人计算，平均每位检察官要处理625件案子，工作量负载过重，导致侦查难以细致。

然而网路世代诈欺案件中，诈欺集团冒用他人个资遂行诈欺容易，故在无暇仔细厘清案情之现实下，检察官误将无辜民众列为被告进行调查之情况甚为常见。如基隆地检署前检察长余丽贞曾公开提及，于侦查游戏点数诈欺过程中，有高达9成5以上被告是无辜，司法机关追缉诈欺却找错人比例之高，可见一斑。

对于上述情形，笔者有以下反思：

一、政府应了解刑事侦查对人民当然造成威吓，而政府应保障人民「免于恐惧之自由」。

司法机关追缉诈欺却敲错门之情形既大量发生，任何人均有可能收到将其指为「被告」的刑事传票。惟无辜民众除满头雾水，应讯时面对代表公权力的检察官、不确定的法律程序，再听闻检察官告知「得保持缄默」、「得选任辩护人」等严肃（虽然立意良善）之开场白，实无法不产生恐惧。实务上亦可见侦查中人民遭警察上铐讯问，于起诉后法院判决无罪之案例，彰显检警吃力不讨好，也难免让人民对司法困惑甚至丧失信心。

中华民国自诩民主法治国家，保障人民免于恐惧是政府最低责任。其实，我国从解严迄今已逾30年，经历如释字第392号、第654号、第737号解释及宪法法庭112年宪判字第9号判决，理应于人权保障超前进步，但对侦查中民众免于恐惧之自由仍乏基本的同理心，可见从「法制到法治」的蹉跎！

二、对民众受到错误侦查骚扰，行政院（特别是法务部及内政部）有责任提出改善方案。

刑事侦查对无辜民众必是额外负担，政府自应高度节制，不应轻忽产生错误。政府面对诈欺案导致大量错误调查，有责任整理常见错误样态，协助检察官区辨涉案民众嫌疑高低，尤其「罪疑为轻」为法治国家基本原则，对于涉案嫌疑极低之情形，政策上应鼓励检察官「宁纵勿枉」，降低或免除不必要之传讯，直接作成不起诉处分，协助无辜民众早日脱离法律程序侵扰。同理，我国刑事诉讼亦肯认「微罪不举」，故对金额微小、本质上倾向当事人间债务纠纷的案件，未必需要国家介入，制度上可考虑避免浪费刑事司法资源，由涉及争议的民众自行依民事途径求偿。

三、保障民众免于恐惧可始于跬步；政府对侦查中造成民众负担之问题应积极解决，必有助成就令人骄傲的法律产业。

法治革新并不容易，但可自容易处开始。譬如诈欺案冒名情形严重，检察官可否避免将民众指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改为先请民众作为证人协助说明？请民众协助调查，检察官可否主动支付日、旅费，不待民众请求？刑事传票教示民众选任「辩护人」，惟此用语艰涩，何不直接告知可委任律师？调查局迄今仍要求民众须盖手印或印章，何不改用签名替代（况签名与印章于法律上本具同等效力），并勇于放弃要求民众盖手印之「封建」陋习？

若刑事司法对侦查中民众权益缺乏慎重，又如何能建立值得国人骄傲的法律产业？！笔者对我国法治爱深责切，鼓励刑事司法能持续进步。遏制犯罪虽不容懈怠，惟俗谚对司法所期许之「勿枉勿纵」，如不易得兼，「勿枉」应优先于「勿纵」。总之，法律人应求索良善制度，创建值得骄傲之刑事法治。（作者为法学教授，文大中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