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总长指定由特侦组调查洪案，合宪且于法有据！
马英九总统在探视洪仲丘家属时称，身为三军统帅的他，对这事管定了，但在家属提出将案件交由地检署侦办时，马总统却以法无所据为回应，不仅让家属感到错愕，关于法无所据一语，恐也有相当疑问。
在1956年所制订的军事审判法里，由于将军事审判权划归于统帅权的一部份，不仅检、审不分，国防部竟成为最高的军事审判机关，甚且起诉书与判决书，都须在公告前送司令为核准，而完全反应出一种上命下从的结构，却无所谓独立性可言。同时，在审理程序上，不仅对被告的保障极为欠缺，亦采取一审一覆判的速审速决之结构，致突显出军事审判完全忽视人权保障的一面。江国庆之所以遭冤死，与如此的审判结构，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在1997年，江国庆遭枪决后不久，大法官做出释字第436号解释，即否定军事审判权属于统帅权之想法，且明确指出，军事审判机关对军人犯罪并无专属审判之权限，仍应受最高法院所管辖。因此，立法院即在1999年，全面修正军事审判法，除强化对被告的保障之外，亦将军事审判改为三级三审的结构。而为了符合大法官的要求，在军事审判法第108条第4项亦规定，当事人不服最高军事法院宣告有期徒刑以上，或高等军事法院宣告死刑、无期徒刑之上诉判决者，亦得以判决违背法令为由，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只是如此的回归修法并不彻底，因依军事审判法第50条第3项，军事检察署及军事法院仍归属于国防部之下，不仅审检不分隶，军事检察官与军法官是否能摆脱军队的服从关系，而来独立行使职权，更会受到质疑。尤其以洪仲丘案来说，军检仅对戒护士一人以长官凌虐致死罪为声押理由，而对其他人则以长官对部属施以法定外惩罚等轻罪为声押罪名。如此的作法，不啻将洪仲丘之死，全推给第一线的执行者，既忽视了此犯行的集体责任性，亦让人对军检是在实现正义，还是掩饰真相，感到相当的怀疑。
既然，大法官已经明确指出，军事审判机关对军人犯罪并无专属审判之权限，而仍应受最高法院所管辖，目前的军事审判法第181条亦为如此之规定。依此而论，在检察权的行使亦属司法权之一环下，则军事检察官仅在组织上隶属于国防部，而仅受其行政上的监督，但就刑事诉追而言，仍应受最高检察署的指挥。因此，检察总长基于检察一体，并依法院组织法第64条，将洪仲丘案移转给地检署或协同军检为侦办，不仅于法有据，于现实更可昭公信。
甚且随着此案的发展，涉案的军士官亦可能涉及其他案件，如贪渎犯罪，则就此等非触犯军刑法之部分，并非属军事检察官的诉追权限，而是为一般检察官的执掌范围。则基于犯罪侦查的一体性，也在避免多头马车，检察总长实更有必要，依法院组织法第63条之1第3款，以有重大危害社会秩序为理由，将洪仲丘案指定由特侦组为调查，不仅符合各方的期待，军方亦可免于官官相护的指责。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