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不求刑？
监察院在今年五月提出纠正案指出，检察官于重大或受瞩目的案件，于起诉时常为具体求刑，如此的作法，不仅于法无据，更易使社会产生预断，并对法官造成压力，因此要求法务部深切检讨。所以，特侦组在起诉林益世时，即以此为理由，而不对此案为具体求刑。只是在李宗瑞的案件里，北检却又以被告恶性重大且毫无悔意为由，具体求刑三十年。这让人感到奇怪，同属检察体系，为何又出现不同调的情况。
在英美法，有所谓认罪协商制度（plea bargaining），即检察官与被告可以针对罪名与刑期为协商，一旦达成协议，被告即会在开庭时为有罪答辩(plea guilty)，法官即直接根据协商内容为判决，而无庸进入陪审程序。而原本在大陆法系的国家，由于坚持刑事正义的不可交易性，对于认罪协商一向采取排斥的态度，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此种想法已经有所转变。如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除原有简易程序，即存有轻罪协商的色彩外，更于2004年，增加第7编之1，即针对最轻本刑三年以下的犯罪，皆允许由当事人为认罪协商。而由于协商的范畴，除所犯罪名外，依《刑事诉讼法》第455条之2第1项第1款，亦包括科刑范围在内。因此，于此等犯罪协商的场合，检察官自应为具体求刑，这也代表当事人双方已经达成协商的最终结果。
而除了认罪协商的案件之外，检察官依《刑事诉讼法》第264条第1项，其起诉书的内容，除记载足以辨别被告的身份与特征外，更须记载犯罪事实、证据与所犯法条。之所以如此规范的原因，即在要求检方将起诉对象与犯罪事实加以特定，才能使审判的范围有所界限，以来避免法官的诉外裁判。同时，借由如此的记载，也能表征检察官对案件负责的态度。至于具体求刑与否，现行法条并无明文，且由于量刑属法官的权限，即便记载，亦无拘束法院之效力。
虽然具体求刑并非法律的强制规定，但因检察官身负诉追犯罪的重责大任，也因此，法务部早在1985年时，即发函给各检察机关，要求检察官于恶性重大、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案件，必须具体求刑以来促使法院重判，才能有效吓阻犯罪，以示对社会、对民众的负责。如此的函示，虽无法律效力，但长此以往，却已成为一种惯例，而对检察官产生实质的拘束力，致有违程序法定原则。且关于恶性重大与否，又难有客观标准，是否求刑，就完全系于检察官的恣意决定，致有违平等原则。又由于具体求处重刑，不仅会使舆论产生未审先判的有罪预断，更可能因此对法官造成极大的压力，一旦法官不为重判，甚或为无罪判决，即会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甚至被指为是恐龙法官。也因此，所谓具体求刑，于法、于现实，皆难找到合理化的基础，也成为监察院纠正法务部的主因。
针对李宗瑞案，北检依据《刑法》第51条第5款数罪并罚的规定，而对之求处最高三十年的有期徒刑，似乎展现了检察官诉追犯罪的决心。只是如此的作法，不仅有违无罪推定，更严重侵害法官的独立审判权，若将来此案判决与检察官的具体求刑差距甚远，势必又会对司法威信产生重击。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