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惨剧－－精神卫生法能防止悲剧发生吗？
美国丹佛市在蝙蝠侠首映会里，发生惨绝人寰的射杀事件，而此类大量杀人犯虽多具有精神疾病史，却难以被预先察觉与治疗，致成为社会的隐忧。而对于精神疾病者的医疗问题，不管在哪个国家，都得面临人权保障与社会防卫间的冲突，我国亦不例外。
虽然精神疾病者所占犯罪比率极低，但只要一发生即可能造成极大的伤亡，就因此，如何及早察觉与治疗，就成为最重要的工作。而依据现行《精神卫生法》第19条第1项，经精神医师诊断为严重精神疾病者，不仅须通报主管机关，更须由其家属互推一人为保护人，以来为相关紧急处置与照应，而成为最重要的预防机制。只是根据此法第3条第4款，关于严重病人的定义，竟规定为「须呈现出与现实脱节之怪异思想及奇特行为，致不能处理自己事务者」，但在现今多元的社会，何能清楚判断所谓怪异或奇想，此不仅有违法律明确性原则，更与精神医学专业严重脱节。
而对于严重精神疾病者的照护，除了依赖保护人外，由于现行法采取强制通报制度，也等同课予中央与地方主管机关须为持续追踪的义务，若再加以警察对于人民的保护任务，我国现行对于重大精神疾病患者，即存有多元的预警系统。惟若像此次屠杀事件之类的行为人，多属边缘性人格者，平时虽少与外界接触而处于孤立状态，却仍可能正常就学与就业，自不易被发觉有何异状，且在其不可能主动就医下，若家属亦无警觉，就难为事前的预防与治疗。又若在普遍意识里，仍将就诊于精神科视为畏途，则如此多元的机制，即不可能被开启，致无法发挥作用。
而更大的问题，还来自于强制住院的宪法疑义。因关于严重病人的对待，基本上以居家的社区治疗为原则，但依据《精神卫生法》第41条第1项，若有危害自己或他人之虞时，经医师诊断须住院者，保护人即有协助送至专门医疗处所为矫治的义务。若病者拒绝，依据同条第2项，主管机关不仅得为紧急处置，更有送请二位以上医师为强制鉴定的义务。一旦鉴定有住院的必要，即应报请中央审查会为审查，并依据同法第42条第2项的规定，为最长六十日，并可为延长的强制住院处分。当事人若有不服，则可依据此法第42条第3项，向法院声请停止住院的救济权。
所以就目前最受争议的强制鉴定与住院，虽已有法律为明文，却是由行政机关所决定，是否有违人身自由须由法院决定的宪法原则，一直备受争议。而在去年大法官所做出的释字第690号解释里，针对患有传染病者，行政主管机关基于人民生命、身体安全的考量，而对其所为的强制隔离措施，因其目的乃在保护而非处罚相对人，而不能与刑事处分相提并论，再加以现实的急迫性，因此认为无庸适用《宪法》第8条的法官保留原则，而无违宪之虞。不过，此号解释却也强调，此种强制措施毕竟仍在限制人身自由，所以在制度设计上，不仅须符合明确性原则，更应让当事人有向法院救济的管道。
依此而论，现行强制鉴定与住院的规定，在形式上虽符合大法官会议解释的意旨，但如此关乎病者重大权利的事务，不管是在决定过程，还是事后的法院救济，皆未采取听审程序，不仅无法让当事人或其保护人为一定的意见表达，鉴定者亦不受询问或诘问致无受检验的可能，而在实质上违反宪法正当程序的保障。也因此，如何在人权与公益间取得平衡，主事者肯定得审慎以对，并亟思解决之道。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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