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安全驾驶的认定须有客观标准

吴景钦酒驾事件在近来不断引起媒体关注，加重刑罚的呼声也一直不断，惟若关于酒驾须达于「不能安全驾驶」的认定仍趋于浮动，致影响诉追与定罪，则即便再为刑罚加重，恐也难吓阻酒驾的一再发生。

关于《刑法》第185条之3第1项，即对单纯酒醉驾车的刑罚，并无须有任何具体危险，更无须等到肇事，即可为处罚，这在学理上称为「抽象危险犯」，之所以如此立法的目的，即是在借由处罚的前置化，而能产生一定的吓阻作用，而来预防酒驾肇事的发生。惟为了避免刑罚过度的扩张，所以此法条亦明文，只有在达于「不能安全驾驶」的程度，才得为两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处罚，但关于「不能安全驾驶」之用语，乃趋于空泛，不仅有违明确性原则，更造成司法认定上的困难。

由于酒测临检乃属于经常性且大量化的事务，就第一线的执法者，即警察而言，即会倾向于以酒精浓度的多寡，来为是否「不能安全驾驶」的标准，不仅有客观数据以来避免争议，更可方便此类案件的迅速处理。惟警察的如此作法，却未必能得到司法机关的认同。

目前直接明文酒精浓度标准者，仅出现于《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1项第1款，但在此条款中，只言明酒精浓度超过规定标准，即须受行政罚，至于须达于多少浓度，则是授权由内政部警政署，以颁布「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来加以补充。而在此规则第114条第2款，即出现呼气酒精浓度超过千分之零点二五，即不得为驾驶的规定，而若超过此标准，则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1项，即可处新台币一万五千元以上六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置保管该汽车及吊扣其驾驶执照一年。所以，根据此规范，只要达于一定的酒精浓度，即须为行政罚，且立即扣车照，而能即时防止危险行为的发生。不过在1999年，酒醉驾车入罪化后，基于「刑罚优先原则」，在面对酒精浓度超过千分之零点二五时，警察即须面临到底于何程度该移送检察官、于何程度可自行处罚的抉择与难题。

而就医学与统计数字来看，若呼气酒精浓度在千分之零点二五至零点五五之间，即会出现判断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现象，不过是否达于不能安全驾驶，仍须辅以如走直线、摸鼻、拍手等为判断。但若呼气浓度超过千分之零点五五，则在此时，早已无法开车，而陷入绝对不能的状态，实无庸为任何辅助判断，即应认定为是「不能安全驾驶」，这不仅是基于经验法则，也符合《刑法》第185条之3第1项，将酒醉驾车为前置处罚的立法目的。惟警察如此的认定标准，有时却遭法院为推翻并认为，即便酒精浓度超过千分之零点五五，被告若仍能通过其他测试，仍不能以此罪论。如此的认定，不仅使「不能安全驾驶」的认定趋于模糊与恣意，也与立法者将酒醉驾车定位为「抽象危险犯」的目的相违。又若真以无罪判决确定，则又得回到警察的行政罚上，不仅大费周章，恐又得面临是否违反「一行为不二罚」的宪法争议。

刑罚要能产生吓阻效果，未必来自于重刑与否，而在于高的诉追效率与定罪率，则目前关於单纯酒醉驾车的案件，有超过一半会被检察官以缓起诉或不起诉为终。即便起诉，亦多以缓刑或罚金刑为终结，若再加以法院未必认同以酒精浓度多寡为判断「不能安全驾驶」的标准，而可能以无罪判决为了结。则如此的过程与结果，不仅可能使警察无所适从，致影响诉追效率，更可能使人产生侥幸心理，而使得刑罚的吓阻效果因此降低。也因此，在思考是否为加重刑罚前，对于「不能安全驾驶」的认定，恐得先在司法认定上，理出一个客观标准。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