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防止社会悲剧的再发生　我们可以做得更多！

▲近期虐童事件一椿接着一椿，让人看了不舍，许多民众更希望政府能有所作为，防止再有虐童案件传出。（图／翻摄自爆料公社）

文／吴志勇

自108年1月9日起陆续传出儿虐新闻，托婴中心虐童、辣椒哥家暴及台南虐童致死案，7日3件，震惊全国，让不少人心疼痛心落泪不已，深夜有数百名愤怒民众聚集事主所在地，要帮被害人讨公道，虽然理解乡民们义愤填膺的情绪，但陷入「私法正义」，或许一时快意恩仇，却没办法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深入研究，找出应对之道，澈底解决问题的根源。

1982年詹姆士．威尔逊及乔治·凯林共同提出「破窗理论（Broken Windows）」，此理论指出：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地继续存在，就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精确地形容失序与犯罪之间的关系；在这理论提出之前，纽华克徒步巡逻实验结果，证实了失序行为与恐惧及犯罪行为间的因果关系；后来，乔治·凯林与凯萨琳·科尔斯（Catherine Coles）于1996年提出「修补破窗（Fixing Broken Windows）理论」为失序社会提供解决方法，认为：执法机关应识别、留意和控制高危险群；保护守法者，同时要鼓励居民参与社会治安、协调社区团体处理治安问题，这个理论深深影响现代社会刑事政策方向，那我们是否经得起这理论的检验呢？

我国2013年儿少受虐「通报案件」共3万4545件，2015年已增加到5万3860件，2017年更高达5万9912件，其中在67件的儿虐与疏忽案中（其中51人死亡），受害者高达9成是6岁以下学龄前孩子、高达8成1是3岁以下婴幼儿，近4成在1岁以下，近9成为「未就学且未托育」：行政院发现问题严重，于民国107年2月26日核定「强化社会安全网计划」(107-109年)，整合社政、教育、卫政与警政等跨部会合作，运作至今，尚未有相关数据显示其成效，但儿虐案件仍不时发生，成败尚未定论，但社会中苛责社工人员、警察人员的声浪却一波波袭来，坚守岗位的人员再一次士气的重击，问题都在那里，但缺人缺钱的问题从没解决，如何有效改善问题，实有缘木求鱼、望梅止渴的效果。

但是除了缺人缺钱之外，个人想提供建言，抛砖引玉，或许想法不成熟，但尽一分心力。笔者发现在社会安全网下建置的「儿童少年保护及高风险家庭通报平台」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通报」而「不示警」，且各单位资讯不流通，警勤区警察亦不知所辖发生儿少保护案件，无从亦无法源依据查访、关怀；现今社政、教育、卫政与警政发现儿少保护对象时，第一时间建档通报后就没下文，除了全部丢给社工外，似乎也起不了作用，原本人力、经费迥迫的社工人员也无能为力，只能让案件依序排队，在责任与案件累积的压力下，导致社工人员的流动率非常高；所以首先应改善「儿童少年保护及高风险家庭通报平台」的功能，例如医院发现有儿虐行为通报后，后续社工、所辖警勤区警察应立即获得警示通报，着手后续访视、关怀作为；亦或儿少保护对象就医时，医院比对资讯病患列儿少保护对象时，即应注意是否有儿虐或家暴表征，并登载该次就医纪录于平台上，社工或警察第一时间得知就医情形，即时排程访视；第一次社工访视未果，第二次由社工与警察联合访视再未得见，第三次即可持法院核发之令状强制进入保护，并课予义务人罚则；惟访视部分，现行法并未赋予政府机关人员有任何强制介入的权力，如义务人推辞或避不见面，似乎无法可罚，纵然警察陪同社工到场，亦无可奈何，其中涉及到修法部分，后面一并讨论，但从赋予强制访视权到处罚义务人，最后到法院介入一连串的作为，应该能减少许多悲剧的再发生。

法制部分，如前述应于「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增订相关人员的强制访视权及法院令状核发规定外，亦应课予对义务人的处罚，从罚锾到剥夺或移转亲权至判刑，作为个案裁罚的手段，并增订吹哨者奖励措施及保护制度。其次有关儿虐的刑责部分，应增订刑法第286条加重结果犯、身分犯及第295条对「未成年子女」遗弃之加重规定仍是迫切需要，惟笔者认为重刑化思考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有时义务人本身即是社会弱势，重刑判决只是将义务人推向社会的更边缘，并一再恶性循环，反而是及早发现、及早介入儿少保护及高风险家庭关怀，作为减少悲剧发生的手段来的更重要。

犯罪学理论仿之公卫流行病防疫预防方法提出「三级预防」理论，初级预防指「藉规划、设计与改善物理与社会环境因素，以减少犯罪之发生」；次级预防为「及早辨识潜在犯罪者，并在其从事非法活动之前予以干预，避免犯罪之发生」；三级预防为「真正犯罪者之处遇，使其不再犯罪」，透过三级预防策略，来达到预防犯罪之效果。国家在儿少保护的重点，应将重兵(人力物力)摆在初级预防，二级预防次之，最后才是三级预防，切勿本末倒置。

失序是造成民众恐惧的最大根源，亦会引起仿傚作用，而冷漠、自扫门前雪则会放大失序的破坏力；不良行为透过新闻放送、社群媒体传播，仿佛近在眼前，如家暴、儿虐、飙车、聚众斗殴与私法正义，一旦失控，要再恢复相同的秩序，则要花更大的力气；与其私法正义如此快意恩仇，不如多关心周遭的人事物，发现有儿虐、家暴迹象，拨通电话113或110，让有关机关来处理，改变的可能是许多人的命运。在数位科技的时代，多用网路，少用马路，将有限的人力物力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在不增加经费与人力的前提下，政府机关间资讯分享是迫切需要的，放弃本位主义，勿曲解个资法的规定，让资讯科技来帮忙做事，例如卫政机关怕病例资料外泄，可以使用区块链结合群体导向的鉴别加密法，让不同层级、单位的人能看到该看到的资讯，同时兼顾效能与保密；让家事法官拥有最高、最详尽的资料调阅权，减少公文往返时间，能在第一时间核发保护令状；争取废「调度司法警察条例」在争取检警关系正常化，回归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外，更重要的是释放被院检不合理占用的警察资源，投入社会上真正迫切需要的地方，如儿少保护及高风险家庭的保护与关怀。或许以上的主张，会遭警察同仁的抱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笔者个人认为，与其将有限的警力资源遭院检不当使用，还不如将警力资源投入儿少保护与高风险家庭的关怀，至少人民会尊重警察，做真正的「人民保姆」！

●作者吴志勇，为中央警察大学博士生。此文为读者投稿。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88论坛欢迎更多声音与讨论，来稿请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