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话－寻找费巩案真相

他一面吃茶点，一面提起他近来做了一篇文章，交给《思想与时代》发表。《思想与时代》的编者郭训导长（即郭斌和。笔者注），一看即便退还给他。

费巩失踪消息传到遵义后，我希望他还在世间，或者关在牢狱里，因而通过陈布雷的弟弟陈训慈，写信给陈布雷（陈是蒋介石的侍卫长，管秘书长的工作，参加机密的），要求他设法释放费巩，并发动全校教师签名。陈复信其弟，说什么书生说几句批评政治的话，可供参考，算不了一回事；你可告诉王某，政府保证没有抓他（原文记不得了，这是大意），这全是骗人的话，是反动统治阶级的惯技，我当然不相信。因为刘子衡认识反动军官很多，又写信请他多方调查，也不得要领。

死得其所 水落石出

浙大进步同学也马上开会声讨反动统治阶级，请的教师只有我和杨耀德（现任浙大机械系教授），秘书孙祥治（还在浙大校长办公室）。我的发言，激动了大家的情绪。第二天贴出了一张油印的报导，说「王教授慷慨发言，鼓起了大家的义愤」。……费巩反蒋匪帮而致死，死得其所，我不如他，我对他五体投地。……我这个朋友的仇至今未报，我还不能死，总有一天我们政府可以把这事弄个水落石出的。那是我唯一的希望。

这一篇回忆，与竺可桢的反省回忆同样极其珍贵，即王焕镳真实又朴实地再现了当年「费巩案」发生后的情景，以及他与费巩之间的情谊。（王焕镳1946年6月的日记残页，还记载有：「夜梦杨耀德告余：香曾（费巩）于去岁除夕为夫己氏所贼，号泣而醒。」案：所谓「夫己氏」，是古汉语中称不欲明言的某人，则当系即国民党蒋介石。）

当然，在浙大与费巩曾建立了浓厚友谊的，不止王焕镳一人。笔者在找寻到的有限的浙大同仁在「费巩案」后撰写的回忆文章中，还有当时史地系的陶元珍教授的〈我所知道的费巩〉一文，以其同样的珍贵，兹抄录如下：

日前在报上看见闻一多氏遇刺的消息，不禁联想到费巩。

费氏从去年失踪到现在，已经一年多，始终没有下落，八成被害死了。闻氏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街头被打死，简直是被明杀，倒还死得轰轰烈烈的。费氏果真被害，那准是遭暗杀，使得他顶着失踪人的头衔，生死不明，家属连丧也不能发，较被明杀凄惨多了。

我和费氏认识，始在32年（即1943年。笔者注）秋天。当笔者刚刚到遵义浙大不久，第一次参加宴会，主人萧氏兄弟也在浙大教书，和他及笔者都有世谊。经过主人介绍，笔者问知他是江苏吴江人，便再问他：「吴江有位袁世凯的亲戚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费先生，是一家吗？」他说：「是我的先君。」笔者这才晓得他是费树蔚的儿子。再瞧他举止雍容，头童发疏，颇有学者的风度，心想名父之子，果然不凡，不觉肃然起敬。因系初次见面，他在席间又很缄默，终席并未多谈。但他留给笔者的印象是极深的。以后，笔者又和他同过几次席，谈来甚为投契。更从浙大其他同人处，听到不少关于他的事。如像他兼训导长时亲自督饬校工给学生烫床上的臭虫啊，捐薪水给学生试造新式植物油灯啊，教育部规定做训导长的必需入党他便辞去训导长不做啊。笔者觉得他的确是一个肯负责有操守的人，他之不做训导长实在是浙大的损失啊。他辞去训导长之后，浙大学生对他格外敬重。

青年的良心

浙大关于导师、导生的分配，并不全由学校作主，原则上尽管由学校指定某些学生为某先生的导生，而某些学生也可自行选择他们所要的导师。不知怎样，浙大在32年度（即1943年。笔者注）分配导生时，一个导生也没有分配给他。但学生自愿请他指导的却不在少数。所以他名下的导生，仍较其他同人为多。可见青年毕竟是有良心的。

他早年在复旦大学学政治，毕业后又到英国牛津大学继续研究。归国后一直在浙大教书，着有《比较宪法》一书，由世界书局出版。浙大没有法学院，他是唯一的政治学专家。33年（即1944年。笔者注）3月某日，浙大奉命举行宪草座谈会，目的在发挥五五宪草的精义，亦即是颂扬五五宪草的好处。座谈会在是日下午举行，恰好笔者亦于同时在寓所举行茶会（事先发帖，并不知要举行座谈会），午前代行校务的文学院长梅光迪氏及训导长郭斌和氏，都亲自到笔者寓所申明届时因公不能赴约的歉意。笔者以为此次座谈会一定是请费氏主讲，恐他也不能来了。那知茶会刚开始，他便悠然走到。

他说：「宪草座谈会本要请我主讲的，我把自己要讲的话先向梅院长略说一番，梅公吓得发抖，不敢请我讲了。我想还是到你这里吃茶点的好。」他一面吃茶点，一面提起他近来做了一篇文章，交给《思想与时代》发表。《思想与时代》的编者郭训导长（即郭斌和。笔者注），一看即便退还给他。他很慨叹辛苦做成的文章无处登载。笔者顺手把舜生先生寄来的《民宪》稿约递给他看说：「大作就在《民宪》发表何如？」他说：「别忙，待我先寄给张志让主编的《宪政月刊》试试看，改天我再到你这里细谈吧。」少顷，他起身告辞，茶会也散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