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话－一语刺穿苏俄「新教育」真相
「当然」，徐志摩笔锋一转，在苏俄的统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正如在中世纪教皇治下，你也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的唯一的自由 ─思想的自由 ─不再是你的了。」徐志摩这个人不出文章出句子，这最后一句委实精彩。
1926年9月18日，徐志摩收到署名张象鼎写于当天的一份信稿，稿子的内容应该引起了徐志摩的严重注意，以至使他漏夜不眠捉笔回应。次日，张徐两稿发排上版，二十日的《晨报》副刊上，便有了一次通栏为「关于党化教育的讨论」。这个让徐志摩与之讨论的张象鼎，是后来贵为中共著名法学家的张友渔。
观察上手眼俱高
讨论因胡适而起。胡适在莫斯科仅三天，便写信认同苏联政府的新教育：「苏俄虽是狄克推多（即「专政」的音译），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在胡适之前也去过苏俄的徐志摩深谙苏俄教育底蕴，为清读者耳目，他在发表胡信的同时，特地作了篇「按语」。指出：胡适眼中的苏俄新教育「几乎完全是所谓『主义教育』，或是『党化教育』」。「拿马克思与列宁来替代耶稣，拿资本论一类书来替代圣经」。并讥讽：「这也许是适之先生所谓世界最新教育学说的一部吧。」党化教育或主义教育流被整个二十世纪，也许我陋寡，在我接触的资料中，最早言及这个概念或谈论这个问题的，就是徐志摩。
徐胡的文字都刊载在《晨报》上，张象鼎读了后，为胡适打抱不平，于是便有了上面他给徐志摩的信。张其时政治身分是国民党，一九二七年始入中共，一九二八年改名张友渔。这是他日后的自述：我的思想是由孔孟而康梁，由康梁、胡适而社会主义。此刻，张为胡适辩护时的胡适，刚离开莫斯科一个多月，其思想也正受染于苏俄社会主义，当然是在一定程度上。
不过，胡适是不会认同党化教育的，只是容易花眼的他没如徐志摩眼尖，一语便能刺穿苏俄教育的真相。张与其是为胡辩，不如是在表达自己。
他的观点是：「『党化教育』便是最新的教育」，「便是新时代的新教育」，「苏俄能实行『党化教育』，苏俄的教育，便是新教育。」「如果你赞成『政党制度』，赞成凡一政党，都应该确信本党的政策为好政策，而努力其实现，那你便不能不赞成『党化教育』！」
徐志摩一生短暂，以诗人名世。他遇难后，有那么多朋友在《新月》上纪念他，夸他的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包括他的人。
正如溢美之词难免，遗漏却也惊人。怎么没人夸他在《晨报》副刊上的作为呢，怎么没人夸他在思想的观察上手眼俱高呢。他的这一面被夸他风流的那些朋友「不着一字」了。这些缪托知己的浮朋，以至让我等到了今天。
一九二五年接手「晨副」时，徐志摩痛感自己「不能制止我看了这时候国内思想界萎瘪现象的愤懑与羞恶，我要一把抓住这时代的脑袋，问他要一点真思想的精神给我看看。」他其实是把他的真思想通过「晨副」给那个时代看了。苏俄教育所以触动他，不仅在于他深感当时流行的思想都是从苏俄那里「借来的税来的冒来的描来的」，（同前）更在于他认为苏俄党化教育的结果便是思想自由的消失。所以徐志摩也并非是要回应张象鼎，而是借此重申前此按语中未能尽申之意。
思想自由不再是你的
徐志摩眼里，历史上的党化教育有两例，一例是中世纪，一例就是苏俄（如果再往前，徐志摩还提到了古希腊的斯巴达）。因此，胡适眼中的苏俄教育到徐志摩眼里谈不上新，包括它的政治，不过是「中世纪的一个返（反）响」。
下面，徐志摩开始现代苏俄和古典中世纪的比较。「有观察力的人到过俄国的，都觉得俄国的新政治是一种新宗教；不论他们在事实上怎样的排斥宗教，他们的政治，包括目的与手段，不但是宗教性，而且是中世纪的教会性的。」至于和这种政治配套的教育，亦即党化教育或主义教育，徐志摩认为只是「『划一人生观』的训练，说什么教育。」「它有几个前提是不容你辩难，不容你疑问的：天主教的上帝与圣母，共产主义的阶级说；你没有选择的权利，你只能依，不能异。」「当然」，徐志摩笔锋一转，在苏俄的统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正如在中世纪教皇治下，你也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的唯一的自由 ─思想的自由 ─不再是你的了。」徐志摩这个人不出文章出句子，这最后一句委实精彩。
徐志摩之外，当时新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瞿菊农也不赞成胡适，他的分析是：「我总以为狄克推多与民治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狄克推多是以一人的意志，压迫大多数人的意志，侵犯大多数人的自由。凡个人都应当看本身有无限价值，不应当看做工具。狄克推多是以他人做工具的。假如他们『努力办新教育』，办得不得当，最可怕的是为少数人造就新工具。民治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用伦理的话说，是确认个人的价值，用法律哲学的话，是确认各个人都有不可侵犯的『权分』。」（注：该段落引自当时《晨报》副刊，注释丢失，特说明）
历史不幸。胡适所迷惑的苏俄新教育，很快就在中国兑了现。北伐成功后的国民党逐步开始推行苏俄性质的党化教育。
尤其是一九二九年胡适发起「人权论战」，锋芒直指国民党一党专政。国民党除了打压胡适，它的中央委员会第四十四次常委会还特地通过「因警诫胡适而引起之《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该条例要求全国各级学校都必须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规定「平均每日至少须有半小时之自修研究，每周至少须有一次之集合研究」。后者便是中国「政治学习」制度的开始，它「暂行」了一个世纪。
案：到底什么是「党化教育」？一九三二年，胡适的好友任鸿隽在《独立评论》上面对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教育，概括出这样两点：「一、把党的主义或主张，融合在教课中间，使它渐渐的浸灌到学生脑筋里去。二、教育的事业，由党的机关或人才去主持，使它完全受党指挥」……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