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话－华北人口重新洗牌
隋唐时，游牧转定居。（取自网路）
编者按《中国洼地》一书由刘仲敬所着，《八旗文化》出版，「中国洼地」是一种隐喻，它指的不是中国所处在欧亚大陆东端上的地理低地，而是指和内亚相比，中国在政治秩序和文明上一直是被输入区域，是技术、文明发展和秩序的洼地。中国只能向朝鲜、日本输出，而无法向西方输出，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政治洼地的性质。
尽管朝廷上层表面上看仍然是东汉的残余体系，但是整个过程一直是狄、羌、鲜卑人口不断向核心地带蔓延，最后通过永嘉之乱基本上替代了北方的人口。
但是战国末期的军国主义战争和全民动员体制，又以透支的方法，破坏了东亚文明群体的延续性。从战国末年到西汉初期，可以说是物质生活和文化多元性的又一次大毁灭时期。从政治上来讲，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官僚制度的发育和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在地方经济和文化上的特点就是，春秋末期繁盛起来的这些地方文化共同体逐渐变得越来越单调，最后变得越来越统一。征服者所在的秦晋这些地方，在文化上遭到被征服。
汉魏大一统之形成
遭到破坏较少的东方－－齐楚这些地方的残余文化和他们的巫术方术体系向西向北蔓延，最后征服了秦汉中心地带－－关中。但是他们的征服也是昙花一现的，他们的力量很快就衰竭了。在西汉末期，中原地区的墓葬和日常生活被中亚和北印度引进的体系渐渐地替代。到东汉末年，可以说，甚至公卿和皇室也都沉迷于对北印度文化的引用之中。北印度文化阑入，有一个侧面的效果，就是中国古代的诗歌，由诗经时代的四言诗逐步变成了汉魏时代的五言诗，而且增添了很多韵脚的内容。如果没有这次蛮族文化的传入，这些东西都是不会出现的。
汉魏时代等于是一个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趋于僵化和简单化的时代。僵化和简单化的结果就是使生育率和生活乐趣都极度简化了。东汉末年普遍出现田荒、人荒这样的局面，以至于朝廷用了极大的努力来维持人口，但是赋税人口仍然不断减少。像杨震这些儒家学者在东汉末年已经公开谈论田荒、人荒的问题。
过去只是凉州或者幽州这样的边区地带人口减少，而现在冀州这样的靠近京师的人口最繁盛的地区也开始日益荒凉。边界的蛮族不断阑入，以至于西部地区找出一个能诵读儒家经典的人都变得非常困难，东汉晚期的士大夫已经开始担心，关西还能不能够算是儒家文明圈的组成部分。但这个趋势是无法逆转的，从东汉晚期到三国魏晋，尽管朝廷上层表面上看仍然是东汉的残余体系，但是整个过程一直是狄、羌、鲜卑人口不断向核心地带蔓延，最后通过永嘉之乱基本上替代了北方的人口。
永嘉之乱以后的初期，北方人口损失的情况是难以做精确统计的。但是等到北魏重新整顿北方的人口的时候，原有的汉魏人口，照他们当时的统计，就是说，重新建立宗主督护制，统计华北地区的人口的时候，他们认为是，迁移来的人口是占了八成，而原有的居住人口只占两成。而原有的居住人口甚至也不能认为是汉魏时期原来的残余，因为已经包括了石虎、苻坚经过多次迁移以后，多次掺杂过的后裔。
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唐代初期。唐代初期，关中地区的墓葬群仍然充满了四个字、五个字的鲜卑姓名。只有像唐太宗或者长孙无忌这样的上层－－尽管出身其实也是鲜卑人－－才把自己的姓名改成为汉字。再从唐太宗到唐玄宗的近百年太平盛世当中，关中地区的胡族人口才缓慢地把他们的名字改变成汉名。这样给后来的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是汉唐之间具有一定的连续性，隋唐又重新恢复了秦汉时期的古典文明。但从人口结构来说，显然不是这样。至少北方的人口已经经历了一次大换血。这个换血甚至充分体现在历代墓葬遗骸的骨骼结构变迁上面。
汉唐之间无连续性
上古时代，从周到汉的人口是有延续性的，但是经过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关中华北地区的人口已经是被重新洗过一遍了。这个洗过一遍的彻底程度，大概至少相当於伦巴底这些地区，尽管他们仍然自称为义大利人，甚至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马略和苏拉时代的罗马建设者，但是实际上，他们更有可能是北方日尔曼人消灭当地土着居民的结果。隋唐时期，东亚的人口结构大致上也就是这个样子。
隋唐时期的人口替代和政治重建是一个经典案例，它代表了以后经常出现、一再出现、时间越来越快、周期越来越短的蛮族替代模式。这个替代模式，第一步是边界之外的、组织力较强的胡人部落，阑入组织力较弱、濒临崩溃的中原社会；第二步是，他们在由游牧转为定居的过程中，将他们原有的部落结构自动变为封建结构。
这一步其实是很好走的。因为真正的封建，无论是西周的封建和日尔曼的封建，其实也是部落组织在进入定居文明以后的转换过程中的一个变形期现象。部落的长老和武士自动地就会变成封建体制下的领主，唯一的区别就是在于他们由游牧转为定居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