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话－日寇威胁利诱鼓动「华北自治」
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在北大营附近演习，以便在铁路炸毁后立刻进攻驻军营地。（取自中新网）
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以个人之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深信此必为全党建国唯一之大方针。
蒋中正日后曾自述：「自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以至于长城战役，中正苦心焦虑，都不能定出一个妥当的方案来执行抗日之战，关于如何使国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我个人总想不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祗有忍辱待时、巩固后方、埋头苦干。」「所以自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之前为止，那时候是绝无对日抗战的把握，一切诽谤只好暂时忍受，决不能漫无计划的将国家牺牲，真正为国家负责者断不应该如此。」
二十四年夏，川、滇、黔三省纳入中央统治范围，扩大了国民政府应付日本侵略的对抗空间，于是蒋中正
决定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基地，确定了对日抗战的根本计划。九月，日寇加紧对华北进行侵略，鼓动「华北自治」，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声言要排除国民党在华北的势力，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等人更是往来于北平、天津、济南、太原间，对华北军政长官宋哲元、商震、韩复矩、阎锡山等人威胁利诱，冀使彼等宣布与国民政府脱离关系。
面对华北空前险恶的情势，行政院长汪精卫束手无策，不能不仰赖正在四川剿共的蒋中正主持大局。蒋中正于十月七日由成都北上，一面派军政部次长熊斌前往北平，面晤宋哲元、商震，告知中枢抗日决心，令彼等坚持立场，不为日寇所分化拉拢，一面赴太原与阎锡山恳谈应付华北局势之方针，至为满意。
十月十五日，蒋中正致电熊斌，请转告宋、商：「只要华北各主官团结坚忍，则彼将无所用其技」，「中在中央一日，必对华北负其全责，决不使华北各同志独任其难，然最后之处置决心，不可不坚定，则成竹在胸，即可主动在我，一切运用，皆可自如。」是后宋、商拒绝日方之「自治」要求，十月危机遂得安然度过。
值此国势飘摇、大计待决之际，全国各界均对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五全大会抱有热切的期待，国民党党内人士亦衷心希望这次大会能促成全党真正之团结，以期担负起雪耻御侮的艰巨任务。蒋中正以党政实际负责人的身分，决定邀请北方及两广重要负责同志晋京共商大计。广东方面，他以亲笔函交由戴传贤、马超俊携往邀请，粤方要员邹鲁、陈济棠、林云陔、萧佛成等人均表同意，其中邹鲁原是坚决主张「倒蒋」的人，但他逐渐认清了蒋中正准备抗日的政策，思想为之一变。
创党内团结新纪元
十一月十二日，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开幕，由国民政府主席、中央常务监察委员林森主持，出席中央执、监委员一○三人、国内及海外代表四○五人，与会人数创历届全国代表大会之最。尤其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与西南的邹鲁、林云陔、黄旭初等曾对中央发生误会或怀有异见者，悉数捐弃成见前来出席，实乃「民国十八年以来所未有之盛况」，开党内团结之新纪元。
十一月十九日第四次会议通过的「接受蒋委员中正关于外交之建议案」，是五全大会最具历史意义的议案之一。当日，蒋中正以中央常务委员身分对大会提出对外关系报告，略谓：「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以个人之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深信此必为全党建国唯一之大方针。」
陈述至此，蒋中正向大会提出临时建议案：「大会如以上述方针为是，请大会授权政府，在不违背方针之下，政府应有进退伸缩之全权，以应此非常时期外交之需要。政府誓必竭诚尽能，对全党负完全责任，是否有当，敢请大会公决。」蒋中正没有指明此一原则系针对日本，但无人怀疑此语系为日本侵华而发。于是主席宣告：「大会如赞同蒋同志建议，请起立表示接受。」全场一致起立接受。
五全大会召开期间，日寇必欲达到华北五省自治的目的，乃继续对宋哲元、商震、韩复矩进行拉拢、压迫，限期于十一月三十日宣布独立。十一月二十四日，河北省滦榆区兼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操纵下，率先于通县成立亲日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布脱离国民政府，宋哲元、韩复矩亦有动摇之象。于是中央决定将冀察军政全权交付宋哲元，任其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并兼河北省政府主席，负责主持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之政务。
十二月十六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扰攘半年之久的华北危局暂时告一段落。此会系为应变而设，其具有特殊性质乃势所难免，惟建制人事均操之于中央，该会亦对中央负责，于华北主权并无妨害，而日寇所欲策动之自治或独立则成为泡影。
此后，蒋中正鉴于国内外大势之变化，决定将工作重心由剿共调整为抗日，其自记年终感想曰：「今年中心工作是为剿匪，可说已达到七分之成功，明年则可以抗倭为中心，而对匪仅着力于清剿可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