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话-熟悉的陌生人 马克思
马克思还是越来越离群索居,并有些痛苦,他毫不留情地把他的嘲笑倾向对准他的流亡伙伴。
这次事件还有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在案件期间,马克思已经开始写了一篇文章,把案件的主要事实摆在公众面前。这是马克思手稿的典型风格,它已经扩展成了一本小书,题名为《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把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分裂公布于众,并用大量的文稿论述了普鲁士员警所用的手段。因为马克思感到不得不脱离维利希-沙佩尔一派的计划和密谋,他解释说他这一派打算「将来成立一个对立的党」,这样他将不参加任何马上进行革命颠覆的同谋中去。瑞士印刷了两千册,越过边境走私到了普鲁士,贮藏在一个小村庄里,但很快被发现,全部被员警没收。这本书还在美国以一种较小的版本出版,但几乎没有流入德国。
随着科伦委员会成员的被捕,同盟在德国不再以有组织的形式存在。有15人到20人的伦敦小组1851年定期聚会,刚开始时是在索荷广场,每周二晚举行;接着在该市的法林顿街,每周四举行;最后(1852年间)在索荷广场王冠街的玫瑰王冠旅店,每周三举行。马克思主持聚会,其成员称该小组为「犹太人的聚会」或「马克思团体」。科伦案件结束不久,同盟基于马克思的建议解体,建议称同盟在伦敦和大陆继续存在都「不再合适」。同盟中的维利希这一派不久停止了活动。接下来的10年,马克思没有参加任何政党。
虽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解体使马克思从活跃的政治领域完全退了出来,但他在整个19世纪五○年代都一如既往地勤勉,并且是伦敦流亡者各种密谋计划的讽刺观察家。这些流亡者不可能在自己国土上参与本国政治,于是就沉湎于在伦敦进行狂热的政治短搏,虽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充分的思想差异。结果是各种计划、委员会和联盟的不断变化的万花筒,即使在最大的流亡者团体──德意志同盟中也没有丝毫改变,该同盟那些困惑人心的派系数量之多,就好比在莫斯科被发现的40座传统教堂中,又分出40倍的教派一般。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敌意只是增加已经存在的裂痕。
马克思的支持者(除了李卜克内西,他勇敢地面对了他的愤怒)都已经从大磨坊街的协会中退出来了,但是,协会仍然在维利希的领导下运转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维利希-沙佩尔小组也是这样。这个小组宣称组成了真正的中央委员会,逐出马克思一派,并在小圈子中向它的成员宣布道:「我们过去认为,并且现在仍然认为,如果有了正确的组织,我们的党将能够在下一次革命中为奠定工人团体的基础而实行这些措施。」裂痕由于鲍威尔和普芬德因协会资金的窘迫而进行的并不成功的起诉而公开化,这一裂痕很快由于「平等宴会」的机缘扩大了,「平等宴会」是1851年2月24日为纪念1848年2月革命在伊斯林顿的高木仓旅店举行的纪念会。
这次宴会是由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组织的,与赖德律-洛伦「激进」宴会相对立。勃朗依靠了伦敦共产主义者的支持,维利希主持该宴会。马克思派了两名「奸细」──皮佩尔和施拉姆。但他们被发现,并被用暴力扔了出来,甚至在这一过程中(按马克思的说法)掉了数缕头发。这次事件的发生意味着马克思除了离开了他们的聚会之外,他还被其他的流亡者孤立了。「马克思过着一种真正的退职生活」,皮佩尔给恩格斯写道:「他的惟一的朋友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劳埃德,当你拜访他的时候,你听到的是经济学的范畴,而不是抱怨」。而马克思承认他很愉快地面对这种境况,同月给恩格斯写信道:
我却很喜欢你我二人目前所处真正的离群独居状态,这种状态完全符合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原则。一系列的互相让步,出于礼貌而不得不容忍的模棱两可作法,以及必须在公众面前同所有这些蠢驴一起对一些可笑的事情分担一部分责任──现在必须抛弃这些。
虽然如此,马克思还是越来越离群索居,并有些痛苦,他毫不留情地把他的嘲笑倾向对准他的流亡伙伴。尤其是维利希,成了他极力挖苦的目标,例如他把他描写为「肮脏的、不像样子的和可怜的」就很典型。与此同时,马克思又禁不住抓住有关流亡者活动的每一丝消息,甚至有时候自身陷入他如此鄙夷的密谋中。例如,1850年晚些时候,施拉姆曾给维利希写了一封信,是关于德国革命的奇异的计划,请维利希来负责。他以科伦支部海尔曼‧贝克尔的名义签了名。维利希跌入了陷阱,用立刻进行革命的大胆计划回了信。马克思预见到了嘲笑维利希的绝好机会,并试图得到维利希写来的信,但没有成功。马克思的苦楚因维利希与「耶稣基督」金克尔(正如马克思喜欢称呼的那样)的联合而增加了。金克尔曾于1850年底到达伦敦,他以一位年轻的革命作家获得声望,这种声望因他从普鲁士监狱中逃走更进一步地引人注目。圣约翰树林中有一个富有智慧的德国流亡者团体,金克尔经常去那里,并用经济的头脑进行公众演讲,很快便赚了足够多的钱,以至把一架埃弗洛德豪华钢琴送给妻子作为礼物。
更宏伟的计划
接下来是更为宏伟的计划:1851年晚些时候,维利希和金克尔制定了一项「为了促进即将到来的共和革命」的德国革命借贷的计划(这是受了马志尼为欧洲民主主义举办了获得极大成功的「先令基金」的启发),金克尔前往美国做计划宣传。目标是两百万美元,但实际上只借到几千美元。这笔钱在流亡者中引起了更多的纠纷之后,就进入了伦敦威斯敏斯特银行地窖──(数年以后)它帮助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
1851年8月团结流亡者的短暂努力并没有获得成功,两个主要派别:由马克思的宿敌卢格领导的激进共和党人和由金克尔与维利希领导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仍然存在。(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