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刑人应有的国际人权基准
陈前总统的保外就医争议，不仅引发政治效应，更将长久以来备受忽略的受刑人就医权问题给掀开来。尤其是以目前国际人权的标准来看，我国对受刑人的处遇，实有相当大的落差。
就我国已经签署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言，其中的第10条第1项即明文，即便自由已经依法被剥夺，但仍须为人性尊严与人道的对待，又同条第3项更言明，行刑的目的，在使受刑人为社会复归的准备。依此而论，受刑人虽受到人身自由的拘束，但就身为人所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却与一般人无异。
除了上述抽象的原则性宣示外，联合国亦颁布有「受拘禁者处遇最低基准规则」，以为具体的保障规范。而根据此规则第24条，受刑人于入监后，监狱须立即派医师为必要且全面的诊断，除便于日后矫治的参考外，亦可借由身体状况的记载，以来厘清受刑人的身体疾病，到底是在入监前即已罹患，还是入监后所造成。如以陈前总统所检查出的脑梗塞状况来说，若在当初入狱时，即能有完整的检查，就可判断到底是旧疾，还是北监延误就医所致，而可避免责任归属不清的争执。
而依据此规则第62条，亦要求刑事处遇机构至少要有内科、外科与精神科的设置，并要有最少一人的专职医师为对应，此看似简单的要求，但以我国目前监狱设施的实况来说，却属遥不可及的梦想。惟医疗资源缺乏的现况，却不能成为否定或限缩受刑人就医权的理由与借口，狱方就得根据基准规则第25、26条的规定，定期派医师对所有受刑人为身体与精神上的检查，对于受刑人的生病就医的请求，也应立即为诊治。甚而依据我国现行《监狱行刑法》第57条，关于自费延医的规定，也不应视为是狱方的裁量权，以防止其动辄否定，而侵害到受刑人的健康权。
所以，在监狱内医疗设施与人员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至少得依据基准规则第22条第2项的规定，而让患有身体或精神疾病的受刑人，能即时受有专门医师诊治的途径与权利。也因此，法务部以戒护困难为由，而对于狱外就医的门槛，采取极为严格，甚至要达于已经病危的程度，才允许保外就医的作法，不仅未达于国际人权保障的最低基准，更不符社会复归的目的，致与死刑宣告无异，而形同是种双重处罚，而严重违反宪法。
既然《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已成为我国的国内法，则对受刑人为适切、迅速且完整的医疗提供，就不能仅具有宣示作用。也因此，主事者该关注者，自不应是该不该给一位卸任总统的特别礼遇，而应是一位受刑人所该有的人权保障与人性尊严。
●作者吴景钦，博，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参与，投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