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总统成了「青天大老爷」？
洪仁义
在中国历史剧的场景常出现这样的画面，一位命运坎坷的人，可能是一介平民，也许是楚楚可怜被卖身的弱女子，被官员或有权势的人压迫，身上背负着沉重的冤屈，因为无处可申冤，于是就便乘这些大官下巡经过时「拦驾」，求官员主持公道，这个景象是看历史剧再熟悉不过的「经典」画面。
而被拦驾的官员，他们不一定都专职司法的人员，不过这也难怪，因为中国古代的刑事司法体系并没有严格做出区分。家喻户晓的包青天便是最好的例证，包青天的形象长期深植民间人心，这其中当然有几个原因，首先不外乎对比于现时的司法不公的体系，人民得到一种寄托与纾发，更重要的是当奸人，尤其是权贵人家，被铁面无私的包公揪出罪行，当铡刀往那些坏人的脖子砍去时，更是大快人心，看包拯办案的确大快人心，因为他办案迅速、简洁有力，同时不畏皇亲国戚，了解民间疾苦，替天行道。
关键在于「快速」，对照于现代的司法程序，它冗长而无效率到令人难以忍受，而包青天之所以办案如此迅速有力，不在于他有天赋异禀的破案能力，而是古代的刑事司法系统的整套流程，所有的权力都集中于一人，刑事系统与行政系统不做区分，一个县令可以身兼行政官与司法官，用现代的白话来说。
必须了解到，现代社会的刑事司法系统，源由于西方制度的产物，整体系统被拆解成不同部分，至少包括以下这几个部份:警察、检察官、法官及监狱官。这样拆解的结果当然会降低整个系统运作的效率，但这个做法其实为了要「保障人权」，惟有权力分散与制衡的制度才能保障人权(相同于民主制度的概念)，这个概念才是现代刑事司法系统最核心的观念，但是，由于东西两方社会民情相异，人权的演进价值，或许对西方社会很重要，但移植到东方社会却不一定开花结果，因此我们不太能够理解也难以想像，司法系统的设计竟是为要保障人权，我们视司法系统只有一种功能:惩恶与报应。
中国古代把刑事系统权力集中一人，所以包拯便是警察、检察官、法官及监狱官这「四位一体」的化身，如此包公办案能不迅速吗?
依现代的观点，这种「四位一体」的现象是非常荒谬的，权力过度集中，更何况是掌着他人生死大权的司法权，将产生腐化、专制与独裁等种种反民主的现象。理论上来说，包青天的司法形象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它应该被送进历史的灰烬，更不应该「死灰复燃」，但矛盾的是，台湾刑事系统走的是西方的制度，人民却渴望着回复古代某种迅速简洁的刑事体系。
前言提到拦驾申冤的古代景象，亦出现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位不满司法判决不公的人民，带着满腹委屈向总统陈情，希望总统能主持公道，这种情况在现实里寻常可见，笔者并非要挖苦或嘲讽这些受委屈的陈情之人，只是想问的是，有冤屈找总统，总统成了「青天大老爷」的政治意象，背后所反映的是何种的政治意识型态?颇令耐人寻味...
也许有人问道，有冤屈找总统，这哪里不对?推敲申冤者的心理，无非是想透过总统力量介入案件，使案情「峰回路转」，得以出现一线生机，总统是最高权力的化身，九五之尊，一言九鼎，人民期待与相信着，握有大权的总统可以扭转乾坤，有着呼风唤雨的权力。
一般人对总统的期待，如果摊开宪政所赋予总统的职权，恐怕令许多人落空，总统的确没有干涉司法审判或指挥法官判决意向的权力，况且现今宪政体制的不是权力较大的「总统制」(总统握有实质的行政权)，而是不知所云、胡诌的「半总统制」。按制度赋予总统的权力确实和民间所期盼总统的形象有极大的落差。
但即便如此，即使宪法所给予总统的权力不是那么多，我们可能还是相信，权力有它自身「奥妙」之处，有它的「眉角」所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许多人相信，制度只是形式主义，形式表面之下有暗桩，用白话来解释，就是所谓的「特权」。
笔者认为，在台湾社会里有着特别「迷恋特权」的文化，特权不仅是实际存在，被人相信它应该存在，也被人期待要继续存在，一方面人们厌恶行使特权之人，一方面却有赞叹行使特权的优势，一旦尝到特权的滋味就终身难忘、三月不知肉味。特权，一种令人爱憎交加的东西，当你没有的时候你会特别憎恨，像个深宫怨妇，当你拥有之时则是把它拥入怀里，像个痴情恋人。
总统被当成包青天，至少反映几种社会的政治观念，一种是没有现代政治基本常识，以为总统像古代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停留在非常原始阶段的政治意识型态。第二则是明知总统权限没那么大，却还是期望可以透过特权来改变一切，说穿了，就是俗话说的「乔事情」。而第三种，就是既缺乏现代政治常识，却又渴望有特权的庇护，完全倒退在过去的封建社会年代。
当然，这种解释也许有些人无法接受，向总统陈情或「告状」，乃是无奈之下的无奈之举，司法救济的管道太狭窄，让有冤者无处可伸。
近来马总统向洪仲丘家属保证，这起义务役遭整死的案件，他「管定了」，但隔几日军检的结案报告，却令人大失望，马先生立刻遭到舆论挞伐，总统的威信完全扫地。舆论质疑马英九对于这起悲剧完全无动于衷，无所做为，我们认为总统对这起案件应该要适时的「介入」。但依笔者拙见却不以为然，依现代法治社会，总统当然不能介入司法的审判，不能期待透过总统的权力影响司法独立的审判权，即便司法体系的审判有若干瑕疵，行政、司法与立法部门的权力分立，这种是民主政治的最基本概念，这条最后的底线不能被轻易跨过去，否则「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目的不能使手段合理化，没有程序的正义不是正义。假如总统的确「介入」洪案，推翻司法体系的审判，则台湾的民主将倒退过去解严前的威权年代，总统权力独大不受节制，民主将有走向独裁的倾向。
马总统向家属拍胸脯的保证，确实应该要被批评，马先生的保证是「轻诺」，轻诺者必「寡信」，马总统为安抚当时家属，轻易的承诺与保证，事后却又是一套说词，这种前后反复不一的态度，犹如自砸招牌、自毁长城，失信于民。
虽然总统不该介入司法审判，但不代表对洪案便束手无策，应该站在执政者应有的高度，重新检视整体的国防政策与军检制度，主动透过行政部门提出并向人民承诺一定的改革行动。时至今日，马政府处理洪案仍定位为「个案」，依旧仅想安抚家属的方式来纾缓政治的压力(比如追晋中士就是一个很荒谬的做法)，显然地，这与民意的诉求有极大的落差，人民视洪案为一个整体军方应改革的「通案」，抗拒改革与情势判断错误的政府，将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
无论如何，总统变成「青天大老爷」一定会对民主造成伤害，同时也呼召唤过去封建政治意识型态的幽灵，重现江湖，社会仍残留过去威权时代的政治思惟。民主仅依靠完整的制度远远不够足，尚且还须有一个相符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总统成「青天大老爷」的现象绝非好事，最好让它随历史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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