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转文物的设计进行曲

原本只能在博物馆中欣赏的历史文物书法画作,近年来也搭上文创风潮,成了日常生活中可见的风景。(图/林冠良摄)

原本只能在博物馆中欣赏的历史文物、书法画作,近年来也搭上文创风潮,成了日常生活中可见的风景;你我不仅有机会吃到用仙草做成的山水画,也能背着印有青花瓷纹的包包逛遍大街小巷。透过品牌授权,博物馆的典藏文物摇身变为新潮的设计品,赋予文物不一样的新生命。

文物授权 创造典藏文物新面貌

说到博物馆的文物授权,国立故宫博物院可说是台湾博物馆界的领头羊。过去故宫最为人熟知的典藏莫过于「翠玉白菜」,许多故宫的纪念品、伴手礼都与翠玉白菜有关,各种转印典藏书画文具资料夹,亦在市面上广泛流通。

故宫于几年前启动数位典藏计划,除了将典藏文物拍摄成数位影像保存,也开始思考是否有其他应用的可能。在这样的契机下,故宫开始与坊间的商业品牌及设计师进行跨界授权合作

故宫文创行销处授权科科长高登贤表示,起初故宫合作的对象多以知名大厂为主,例如以高级瓷器闻名国际的法蓝瓷,就以一系列故宫典藏画作为元素设计瓷瓶,但这类设计与应用方式,仍不脱观赏或收藏的范畴,于是高登贤开始思索,这些珍贵文物是否可以跳脱原有的典藏角色,深入人们的五感体验?

故宫名画〈清石谿云山烟雨〉,透过设计者的创意,摇身一变成为甜品仙草冻。(图/国立故宫博物院提供)

文化创意『商品』自然要有其商业性,吸引消费者愿意买单,但对故宫来说,当然希望商品也要能带出文物的既有文化性,而怎么将商品与文化结合,靠的就是『创意』。」高登贤强调,文物授权与合作的最终目的,仍是希望大众在接触这些文创商品后,愿意踏入馆内欣赏文物原件。

典藏文物 提供创意设计活水

一如高登贤所言,以故宫典藏文物为基底所进行的文创商品设计,文化层面的考量自不可少。2019年与刘家欣共同以「墨戏仙草」赢得第八届「国宝衍生商品设计竞赛」平面设计组金奖的设计师王蓓恩,就表示当初在设计时,希望能跳脱印刷物、包包或卡片等常见品项,因此决定以食物为发想,虽然一度为了要选择仙草、布丁还是果冻作为设计载体而苦恼,最后选定仙草就是考量以它做设计最能与文物连结。

「我们以画作〈清石谿云山烟雨〉为设计发想,仙草不仅在颜色上与水墨画最为接近,与奶精的结合,也能充分表现水墨画湿漉漉、雾蒙蒙的氛围,重现画中云雾缭绕的诗意;且仙草是更为在地的食物,更符合故宫文物蕴藏的东方特性。」王蓓恩说道。

这样的跨界设计理念,在故宫近年的联名商品中并不少见,例如与「camacafé」联名的「秾芳诗帖精品咖啡」,咖啡豆的选择即与宋徽宗〈秾芳诗帖〉有所呼应;例如其中一款名为「残霞照似融」,原诗句意为「在夕阳的照射下,花朵都像要融化了一般」,所以camacafé特地寻找经日晒处理的配方,并挑选了具有花香风味的咖啡豆,巧妙带出诗句中的夕阳与花朵意象

当然,除了呈现文物的历史背景或文化意涵,这些文物授权商品也不忘保留品牌原有特色。位于大稻埕的「有记名茶」是目前仍保有手工制茶老店,与故宫联名的茶包,就以制茶过程中「团揉」阶段的茶球模样作为外包装,并印上清宫的团花纹样作为点缀,打造出兼具制茶传统工法与清朝时尚的「龙团花球茶」。

左:「cama café」将宋徽宗的〈秾芳诗帖〉与咖啡结合,增添品味时的意境。右:以创意设计糅合茶叶、书法文具、糕饼,跳脱以往的包装形式,还能增添消费者对典藏文物与产品的印象。(图/林冠良摄)

国立历史博物馆透过文物授权打造「众神潮」系列产品,以设计观点转译神祇图像,打造别具特色的杯子、肥皂等日常用品。( 图/国立历史博物馆提供)

文化行销 行销商品也行销文化

对于近几年文物授权与文创设计的发展,高登贤直言,「其实博物馆内的典藏品,不管是文物还是书画,都是过去不同时代中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希望授权商品能更走入生活,让大家在日常就能触及。」让文物走入生活,其实就是种文化行销。

王蓓恩提及,在仙草奶冻「墨戏仙草」要商品化时,她们先是将取材文物调整为知名的〈富春山居图〉以及〈清石谿云山烟雨〉,也曾讨论过是否要将品项改为制作仙草冻的模具,「如果消费者买回去还得先煮仙草再倒入模具成形,这步骤太过麻烦,可能会降低购买意愿,更别提后续的拍照、打卡,也就降低了曝光度。」可见在设计的过程中,行销的考量始终存在。

除了故宫,国立历史博物馆也透过授权,打造「众神潮」系列作品,将传统图像转化成杯子、扇子、衬衫等现代生活物件

这波文物授权与设计创意结合的风潮,不仅是一种设计商品的文化行销,同时也让历史文物借由文创设计走入日常,翻转博物馆过去给人曲高和寡的印象。随着文物授权概念的成熟发展,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就能遇见创意与文物结合的产品,不仅埋下美学的种子,更能激起使用者想走进博物馆一探究竟的心情,寻找自己曾经接触过的生活物件,究竟是出自何种经典之作

国立历史博物馆与设计师吴建龙合作创作「众神潮服」,将文物与时尚做跨界结合。( 图/国立历史博物馆提供)

本文作者:田育志

《台北画刊12月号63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