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鎖太平洋：美國的戰時新聞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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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盟军俘虏和日本平民都得到这种神秘莫测的「X病」。

…患者的嘴唇紧闭、僵硬发黑，无法说出清楚的字句，双腿与手臂上都有一块块红色的小斑点。在其身旁一个约十五岁略胖的女孩，身上也有相同的红色斑点，鼻子还凝结着血块。

——节录自1945年9月8日，乔治•韦勒（George Weller），长崎报导

1945年8月6日、9日，两颗原子弹分别落在广岛与长崎，蕈状云穿过白色云层、向天际攀升。按照随军记者威廉•劳伦斯（William L. Laurence）的目击，蕈状云既非烟雾，也非火团，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新物种，在世人的面前骇然诞生。」

不是所有的美国记者都能像《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劳伦斯这样，「有幸」获得特权，在此历史时刻随军机完成独家采访。特别是，这涉及最令官方与外界敏感的原子弹。原爆以后，广岛与长崎二地便受到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管制。与媒体打交道时素以作风强硬闻名的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严格限制新闻媒体进入受灾区域采访，以免原爆后的景象影响大众舆论。记者如欲一探究竟，只有乖乖配合军方的战时新闻政策。

▎突破封锁线，揭露原爆「X病」

要求战地记者像乖宝宝一样站好听命，谈何容易？《芝加哥每日新闻报》（Chicago Daily News）的记者乔治•韦勒（George Weller）就是为了采访，甘愿冒险违规的人之一。1945年9月4日，韦勒突破封锁线，一路从日本厚木直驱进入鹿儿岛县的鹿屋；他佯装成美国军官，利用小快艇、铁路和车辆等交通方式，终于在9月6日成功潜入长崎，成为第一个在原爆后踏上长崎的美国记者。

韦勒取材的目光，多半停留在爆炸后的废墟、各地医院，以及战俘收容所等地。针对长崎的报导集中于9月8日至9日。韦勒在当地医院中，亲眼目睹受灾居民的惨状。他记录了现场的荷兰军医，同时为盟军长崎港口第14收容所指挥官温克少尉（Jakob Vink）的观察：许多盟军战俘和日本平民都为「某种疾病」所苦，他们发烧、呕吐，白血球与红血球数量的急遽下降，有大量内出血和落发，且患者嘴唇发黑僵硬，无法清楚言语。由于没有确诊病因，又推测与辐射线脱不了关系，只好暂时先用一种令人困惑、透露着恐怖的代称——「X病」（Disease X）。

据韦勒的现场记录，当地医生都对史无前例的「X病」束手无策，每天都有病患死亡。虽然有的人撑过两、三周时间，但仍恐惧自己的生命将随时消逝：

——9月9日，乔治•韦勒，长崎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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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能做的事，除了继续照顾病患，就是等待9月11日美国派遣的25人调查团，期盼这些人能找出解决办法。对那些在地狱门口徘徊煎熬的患者，韦勒在报导最后写到：「但是他们全都死了——死于原爆，而且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韦勒不明白原因，医务人员也是。

但是，真的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长崎报导被下令封杀，尘封60年

韦勒在长崎待到9月10日，后又自长崎往返福冈及九州北部等地，前后总共滞留近三个星期。采访期间韦勒的脚部受伤，26日才随海军的医疗船离开长崎。此趟旅程韦勒撰写了大量采访笔记，包含战俘与医务人员的访问、建筑物与地形被害的情形，以及关于「X病」的记录。

虽然韦勒私自潜入被封锁的长崎，但他没有把长崎报导抢先发布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而是依照规定先将原稿送交给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等待新闻审查。韦勒并不认为自己的报导有什么「大问题」；甚至在他的导言里，相当政治正确地肯定美国投下原子弹的决策。但结果，韦勒将近两万五千字的原稿、纪录以及相关摄影照片被强制没收，禁止发表。根本的原因在于报导中的「X病」，可能会造成美国舆论对开发核子武器的反弹。注1

倘若这宛如人间炼狱的惨状公诸于世，正在强力谴责纳粹大屠杀的美国，又当如何面对世人？

韦勒对自己报导被封杀感到难以置信。扣压新闻的元凶，指向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但他亦无可奈何。军方动作其实有脉络可循，当时的韦勒可能不晓得，在他进入长崎之前数日，另一位澳大利亚籍记者伯切特（Wilfred Burchett）也在9月2日也偷偷潜入广岛，并且将他举目所见生机灭绝的景象，以「原子的灾难」（The Atomic Plague）为题，登上伦敦《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9月5日头条。伯切特无视新闻审查规定，直接发稿回伦敦，引起军方极度不满。他们指责伯切特打击美军士气，甚至扣上为敌宣传的帽子，麦克阿瑟亦下令禁止伯切特入境日本。

韦勒始终认为，美国军方（特别是麦克阿瑟）毁了自己心血，企图掩盖真相。1978年，战争结束三十三年后，韦勒与伯切特这两位分别首次登上长崎、广岛的特派记者，聊起当年采访的观察。韦勒向伯切特表达恭喜与敬意，广岛的报导能顺利刊出，并对自己被封杀的报导耿耿于怀：

后来定居义大利的韦勒，在2002年以95岁高龄逝世。他过世后，消失的长崎报导，却有戏剧性的发展。韦勒的儿子安东尼（Anthony Weller）偶然在韦勒家中，发现原本以为轶失的长崎报导复本，用复写纸打字，A4大小共75张，纸张也随着时间推移而变色。

据安东尼推测，可能连韦勒本人都忘记有复本在身边。安东尼将这批尘封60年的长崎报导，选在2005年原爆60周年公开。他说，从这份复本内容可以看出父亲态度的复杂。起初韦勒认同「原子弹是精准的攻击」，但从他的叙述来看，却存在着某种弧线，将他的态度转向省思「我们的世界究竟怎么了？」

图／撷自 Amazon.com （10月2日）

▎自由与国安孰重？——美国战时新闻检查

韦勒将长崎报导发给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审查，也许会被讥笑过于老实。但以美国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的新闻环境而言，韦勒的作法即便明显违反新闻自由精神，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谓的新闻自由，虽拥有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做为后盾，但面对国家安全意识高涨的战争时期，似乎仍铐上一层枷锁。

自由比国家安全更重要吗？也许美国的答案是：「看情形。」

美国于一次大战时曾订定《间谍法》、《叛乱法》，以及《对敌通商法》等，用以限制人民的言论思想与新闻自由。政府权力可以直接干涉印刷出版、邮件通讯，乃至新闻采访。此种因应战时的新闻审查，到太平洋战争又死灰复燃，而且操作更加细致。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军方即展开严密的军事新闻检查。国会亦迅速通过《第一战争权力法》，赋予总统检查各类新闻与通讯内容的权力。罗斯福政府于1941年12月19日成立新闻检查局（Office of Censorship），由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新闻主编拜伦（Byron Price）担任局长；隔年1月15日颁布《新闻战时行为准则》（Code of Wartime Practices for the American Press），严格规定出版品不可刊登有关军队、飞机、船舰、武器、军事设施、天气状况等可能影响战争的「不适当」资讯。准则效力所及亦包括新闻广播，后来还被讥讽是美国新闻记者的圣经。注3

有这些机构还不够。1942年6月罗斯福又以行政命令成立「战时新闻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这次请来《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戴维斯（Elmer Davis）担任局长，协调政府各部门和民间机构的战争新闻发布，同时肩负战争宣传工作。

美国这种对「新闻处理」（news management）的策略日益普遍。有些比较敏感的新闻研究者认为，早从华盛顿时期，白宫就天天想着如何控制新闻界；不过政府各部门真正有系统、全面性的，基于「国家安全」跟「总统特权」二者考量进行的新闻处理工作，还是要从二次大战算起。

▎新闻自由，并非不言自明之事

战时利用「国家安全」的理由，来操作新闻发布、扣压新闻报导，对政府而言十分便利。《时代杂志》、《生活》创办人亨利•鲁斯（Henry Luce），就对罗斯福政府的新闻管制策略颇为不满。他认为华府的处理方式，改变了政府与媒体间的相处关系，进而引起何谓「新闻自由」的疑虑。

亨利•鲁斯乃于1942年建议芝加哥大学展开相关调查，等到了1944年，他进一步邀请芝大校长罗勃•哈钦斯（Robert Hutchins) 出面，筹组成立「新闻自由委员会」（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研究民主体制与媒体功能。鲁斯曾语重心长地说：「新闻自由，并非不言自明之事。」注4

像韦勒的长崎报导被扣压、封杀的这种案例，鲁斯认为还不算是最大的威胁。真正可怕的是一个大政府如何巧妙地利用公关操作，一面掩盖消息，一面释放资讯，引导新闻界塑造人们所能感知的世界观。

在国家安全意识的面前，似乎一切箝制都很合理。乐观的人也许认为，战后情形就不会那么糟了，但事实却正好相反。太平洋战争结束后，韦勒的报导也未曝光；麦克阿瑟强硬的新闻管制，在后续登场的韩战中持续发威。1945年后，以国家安全为旗帜的疯狂浪潮，将社会带往面对国际冲突的、冷战的心灵世界。后来掀起的麦卡锡主义，更在「新闻自由」上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回头看韦勒的长崎报导，若非其子安东尼的巧妙机运，让报导重见天日，珍贵的采访记录与其呈现的新闻脉络，终将石沉大海。美国自太平洋战争结束以来的70年间，仍持续涉入国际战事；韦勒变色的原稿影本，依旧是追问新闻自由的范例。

诚如鲁斯所言，「新闻自由，并非不言自明之事」，而是需要出声捍卫、明白指出问题的事。

▎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