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75周年 美国入主亚太的开始
2008年9月25日，美军航空母舰华盛顿号航行于横须贺港海域，凸显了战后由美国主导成立的亚太秩序，甲板上还用日文写着"很高兴见到你"。（美联社）
日军偷袭珍珠港虽然带给了美军沉重的打击，但是从长远来看却也为美国主导的战后亚太新秩序扫平了道路。从1941年12月开始到1942年6月为止，日军在东南亚与西太平洋的军事行动完全可以用「秋风扫落叶」来形容。自19世纪以来，由英国、法国与荷兰等欧洲老牌殖民国家在亚洲建立的旧秩序，因为无法抵挡日军的凌厉攻势而走向瓦解。
只是在这个旧秩序瓦解后，日本人带来的却是更大的屠杀与混乱。最终还是要依靠国土远离亚洲大陆，但是却拥有庞大军事与工业生产能力的美国才能重建和平稳定的亚太新秩序。美国人固然是被日军在1941年12月7日早晨的偷袭所激怒，但是当时的他们在心态上真的做好领导亚太，甚至于领导世界的准备了吗？积极促使美国参战的罗斯福总统，又是有什么样的战后蓝图呢？
1941年8月，罗斯福总统与邱吉尔首相在英国战舰威尔斯亲王号（HMS Prince of Wales）上会面商讨战后的世界秩序。（美国海军）
《大西洋宪章》下的世界秩序
要了解罗斯福总统规划的战后世界蓝图，首先要了解由美英两国在1941年8月14日发表的《大西洋宪章》（Atlanta Charter）。根据此一宪章，美国与英国在打击法西斯国家的过程中，将不寻求任何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两国同时也不希望看到任何违反人民意志的领土变更，而且还要赋予所有民族选择他们愿意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权利。
最重要的一点，则是罗斯福与邱吉尔希望看到曾经被武力剥夺其主权及自治权的民族，重新获得主权与自治。美英还必须要在现有的义务下，努力促使所有国家不分大小，战胜者或战败者，都有机会在同等条件下参加世界贸易和获得世界原料的权力。上述几个出现在《大西洋宪章》中的构想，都明确表达了罗斯福总统本人强烈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理想主义性格。
换言之，他认为如果要说服美国的子弟兵再度介入一场全球规模的战争，那么这场战争在意义上就应该有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人之所以不愿意参加威尔逊（Woodrow Wilson）提倡的国际联盟，就是因为认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几个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分赃行为而已。牺牲了那么多青年人的性命，却没有换来真正的正义，在美国人看来是十分不值得的。
当时的美国已经自称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Arsenal of Democracy），并且在《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的名义下，开始向英国与中华民国等遭受法西斯国家侵略的国家提供军用物资。只是如果想要美军直接参战，做为老牌帝国主义强权的英国必须要彻底放弃殖民主义的心态，接受罗斯福与美国人所希望看到的战后新秩序。
在纳粹德国的猛烈打击下，不要说维持面积统治全球1/4的国土与人口的大英帝国了，就连英国本土都有随时遭突破的可能。出于不向希特勒投降的政治考量，邱吉尔勉强同意，并且与罗斯福一起在发表了这个《大西洋宪章》。只是罗斯福与邱吉尔两人对于战后世界秩序的设想，还是存在着比世人想像中还要巨大的分歧。
罗斯福认为，《大西洋宪章》必须是一套为战胜国普遍认可并且遵守的世界通则。无论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都不能再继续维持战前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可是邱吉尔却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大西洋宪章》就只是一部纯粹属于「大西洋」的宪章而已。换言之，只有位于北美洲与西欧的国家才需要接受《大西洋宪章》的规范。
至于西欧与北美以外的其他英国殖民地，在邱吉尔看来不应该被包括在《大西洋宪章》的架构下。罗斯福总统当然知道邱吉尔骨子里卖的是什么药，所以他在暗中也有以《大西洋宪章》的精神重建亚太秩序的想法。也就是说，英国可能是美国维持战后欧洲秩序的盟友，但是却如同苏联一样的是美国建立战后亚太秩序的敌人。
国军在抗日战场上奋勇抵抗侵略者的表现引起了美国社会极大的关注与同情，罗斯福总统也更加相信中华民国能成为美国建立战后亚太秩序的最佳伙伴。（全美助华联合总会）
中华民国的关键角色
考量到日本投降后，苏联势必要大举赤化亚洲，而且英国也将卷土重来建立殖民帝国，罗斯福比任何人都了解美国需要一个可靠的伙伴。而这个伙伴不是别的国家，就是蒋中正领导下的中华民国。尽管陷入了与日本的全面战争，但是蒋中正本身却是个强硬的反共份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在战后与苏联结成同盟伙伴的可能性等同于零。
相较于日本与德国的法西斯阵营，还有苏联的共产主义阵营，蒋中正确实也是比较偏向英美的自由主义阵营。早在1933年6月，蒋中正就针对中华民国未来的结盟对象做出了以下评估：「倭寇赤俄英美三者，倭寇仇我而惧我，赤俄恨我而伺我，英美则欲我为之利用以抵倭俄，但无土地之野心。以大体论英美可为与国当以义结之，惟对仇敌则但有自强而已。」
不过如果把范围缩小到英国与美国的话，那么蒋中正是明显排斥前者亲近后者的。毕竟自鸦片战争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英国都扮演着列强侵略与瓜分中国领土的主力。除了随处可见的租界外，香港也还被掌握在英国人手中。相对而言，美国不仅没有侵略过中国，而且还将庚子赔款用来建设清华大学。更重要的一点，则是蒋中正夫人宋美龄的家族与美国还有非常特殊亲密的历史渊源。
而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美国本土距离亚洲十分遥远，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的威胁也永远无法与苏联、日本还有英国相提并论。所以，蒋中正可从30年代开始，就已经期盼美国能够介入对日抗战。他之所以在1937年8月将中央军精锐部队通通投入上海，就是为了引起欧美国家的注意，让他们无法继续置身于中日两国的冲突之外。
对于罗斯福总统而言，中国不仅是最有代表性的亚洲国家，而且也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反殖民主义国家。因为有中华民国的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本质上已经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了巨大的区别。没有人能够说当时的中华民国是一个想要与其他列强分赃的帝国主义强权，因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得以被定位为一个真正意义上反对侵略的正义战争。
罗斯福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才积极帮助蒋中正争取联合国四强的地位。若非罗斯福的坚持，蒋中正也不可能在邱吉尔与史达林反对的情况下出席开罗会议。当然，罗斯福也确实是希望中华民国能够在维持战后亚洲秩序方面尽到更多美国所没有办法尽到的责任。尤其是美国人在传统上，都十分排斥在亚洲大陆上与亚洲人作战。
美国人想扮演「离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的想法，倒是为蒋中正所理解。蒋中正曾经在日记中提出由中华民国出陆军，美国出海空军共同维持西太平洋秩序的想法。他表示：「1. 以大陆为国防之基础；2. 西北为国防之重心，故对海防与海军应取守势，并与美国共同合作，且避免与美有军备竞争之趋向。以我为大陆国，发展方向不在海上， 而且亦不能与之竞争，亦无竞争之必要也。」
假若这样的理想能够实现，国共内战、韩战与越战的悲剧都会因为共产主义与殖民主义的终结而得到避免。只可惜理想终归是理想，罗斯福与蒋中正所共同拥有的自由主义亚太梦，还是在现实上遭到了无法逾越的挑战。这个挑战首先来自于中国整体国力的不足，其次则是来自于美国人民也没有做好干预亚太事务的心理准备。
国军在「一号作战」中的失败，迫使美国必须承认中共存在的事实，照片右方坐在驾驶座上的为美军延安观察组空地救援组组长伊顿（James C. Eaton）与朱德、毛泽东、国军代表张治中将军与美国谈判代表赫尔利的合影。（Veteran History Project）
致命的「一号作战」
最恐惧美国与中华民国在战后共建亚太秩序的，既不是苏联也不是英国，而是日本与中国共产党。假若在战争结束后，拥有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中华民国在美国扶持下成为一个民主统一又富裕的自由国家，日本不仅将在政治上失去原本亚洲头号强国的头衔，同时也还在经济上沦落为一个三流国家。从日本的角度出发，这是比屈辱的战败还更难接受的一个现实。
所以与其让中华民国成为那个美国在亚洲唯一可以依赖的伙伴，日本不如想办法向美国证明自己的不可替代性。而要证明自己的不可替代性，首先要做的就是让中华民国就算赢得对日抗战的胜利，也将要输掉接下来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内战。假若中国大陆落入了共产党的手中，美国就必然要选择日本做为在亚太地区推广资本主义的伙伴，让日本人得到东山再起的机会。
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担任教授的小代有希子，在其著作《躁动的日本》中表示日军于1944年发动「一号作战」，动员52万大军进攻中国战场的目的并不是要打通大陆交通线，或者夺取美军飞行基地那么简单而已。其实日本人是有政治上的考量，那就是要瓦解美国与中华民国正在努力推动建立的战后新秩序，甚至于暗中为共产党的夺权制造条件。
由于国军无力阻止「一号作战」，罗斯福被迫重新考虑中华民国在对日反攻中扮演的角色。为了加速日本的投降并减轻美军子弟兵的伤亡，他牺牲了《大西洋宪章》的精神与宗旨，与邱吉尔一起将中华民国与波兰等东欧国家的国土出卖给史达林。假若国军连日军的大规模陆上攻势都无力阻止，那么中华民国是否具备在战后与美国共同维护亚太秩序的能力也不禁令人怀疑。
更严重的问题，则是日军在攻城掠地的同时，受到兵力不足的限制而只能集中占领大型城镇。广大的乡村地区与中小型城镇，则通通交给汪精卫政权的和平建国军与华北治安军管理。华北治安军与和平建国军在乡村地区普遍被视为日本侵略者的走狗与傀儡看待，既不得人心又士气低落，中共于是有了在华北与华中扩大「解放区」的大好机会。
1945年春夏之交，日军出于防止盟军在中国沿海登陆的需求，又主动将主力部队从内陆各占领区内的中小型城镇撤出，集中到大型城市内。8路军与新4军尾随在日军之后，对由华北治安军与和平建国军，甚至于国民党游击队掌握的据点发起大规模反攻。到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投降的那一刻，华北、华中与华南地区被共军「收复」的县级以上城镇共有150个。
8路军甚至还在苏联红军的支援下，由日军与蒙古军手中收复了中华民国察哈尔省的省会张家口。这也令美国政府不得不对中共给予高度重视。
罗斯福病逝后继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Harry）仍是《大西洋宪章》的支持者，他坚决反对英国与法国的殖民势力在战后卷土重来。为此，美国政府甚至不惜支持中华民国海军运用八艘美援军舰中的四艘接收西沙群岛与南沙群岛。
由卢汉指挥的中国陆军第1方面军，也负责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北纬17度以北地区的受降行动，目的就是要确保法国人不得重新殖民越南、寮国与柬埔寨。美国仍旧将中华民国视为维护战后秩序的盟友，但是国民政府必须要承认8路军与新4军在对日反攻阶段取得的成果，并且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在内，得以代表全体中国人民意的联合政府。
由于共产主义势力的壮大，美国中央情报局不得不与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联手反共。图为1954年奠边府战役期间派往越南上空，支援法军抵抗胡志明的C-119运输机。驾驶这些飞机的，是来自台北，由陈纳德创立的民航空运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飞行员。（网路照片）
走向现实主义
杜鲁门当然也知道，中共的目的不是只想要一个联合政府，而是要建立一个走无产主义人民民主专政路线的红色中国。这并非是美国所乐见的情况，因此在日本投降之际，美军驻华最高司令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将军曾想方设法的透过空运与海运的方式，协助集中在华中与西南大后方的中央军嫡系部队接收沿海的中大型城市。
抗战胜利初期，跟着中华民国陆军突击总队第1队搭乘美军C-47运输机前往南京的老伞兵刘正华先生就回忆，他们一下飞机就遭到埋伏在跑道周边的新4军开枪射击。驻防于明故宫机场的日军马上开枪还击，并且成功压制住新4军以后，伞兵弟兄们才顺利进入南京展开接收工作。身为首批重返首都的中央军军官之一，刘正华坦承若没有美军与日军的协助，南京恐怕早就已经由中共接管。
只是打完了一场在欧洲击败纳粹德国，在亚洲击败了日本帝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军民也已经呈现精疲力尽的状态。在厌战情绪高涨的战后初期，没有一个美国总统敢贸然投入一场全球规模的战争。所以美国政府虽然反共，但是仍想方设法的避免国共两军走向全面冲突，以防止苏联最终介入中国的内战。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将军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被派往中国调停内战的。
可惜的是，马歇尔对共产党的真面目所知有限，而且与蒋中正又存在着因「史迪威事件」（Stilwell Incident）留下的嫌隙，所以在调停国共两军期间做出了许多不利于国军的安排。再加上抗战胜利后，就连国军本身也存在着强烈的厌战情绪，而且中央政府在沦陷区的接收、裁军以及货币改革的政策上犯下了一系列无法挽回的错误，终于让中共取得了足以推翻国民政府统治的巨大民意。即便美国全力支持国府与中共作战，恐怕也难以改变1949年两岸分裂的悲剧。
事实上，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正面形象，也因为1946年12月爆发的「沈崇事件」而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面对由中共所挑起的空前反美浪潮，身心俱疲的马歇尔将军宣告调处失败离开中国。自此开始，美国放弃了一切在亚洲大陆寻求亲美盟友的努力，转而开始扶持日本。日军在1944年动员52万人发动的「一号作战」，终于在此刻为战后日本迎来了胜利的果实。
由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在1949年初发表的「尘埃落定」（until the dust settles）论，一直到1950年前半年都还主导着美国的亚太政策。按照原本美国方面的构想，西太平洋的反共防线将只包括日本、琉球群岛与菲律宾，南韩与台湾都被排除在外。可见大陆的沦陷，并不足以让美国人民产生支持政府积极干预亚太事务的集体意志。
直到韩战在1950年6月爆发以后，美国人民才觉悟到对共产主义阵营的百般忍让不会换到长久的和平。杜鲁门也在「谁失去中国」（Loss of China）的谴责声中对金日成的南侵做出回应，同时也派遣第7舰队协防台湾。然而到了这个时候，罗斯福总统生前所提倡的《大西洋宪章》只被推行了一半，因为在反共优先的条件下，美国选择与法国还有英国等老牌殖民帝国再度结盟。
无论是在法国压制越南独立同盟，还是英国镇压马来亚共产党的战后武装冲突中，美国都选择了与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站在一起。虽然美国对法军与英军的支持都只是暂时性的，而且也规定在法国与英国必须在扑灭共产党的暴乱以后撤出这些殖民地，然而包括南越的吴廷琰与南韩的朴正熙在内，许多华府在亚洲支持的民族主义者，却也是不符合《大西洋宪章》精神的右翼威权主义者。
吴廷琰与朴正熙在二战以前都曾经与法国与日本的殖民势力合作，前者是天主教徒，后者则是满洲国军官。从本质上来看，美国选择与这两人结盟已经违背了《大西洋宪章》的精神。不过在「他们是狗娘养的，不过是我们的狗娘养的」（Sons of a bitch but our sons of a bitch）的思维下，华府还是选择向现实主义妥协，将反共顺序拉擡到了第一优先。
不过，吴廷琰与朴正熙毕竟还是民族主义者，在处理与北越还有北韩的关系时未必事事都听美国摆布。所以到了最后，这两位不听话的右派领袖都被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的军事政变铲除掉。这又让人们忍不住怀疑欧洲帝国主义势力虽然已经瓦解，但是美国这种干预他国内政，甚至动不动就将杀害盟国领袖的行为是否又遵守了罗斯福总统生前推动的《大西洋宪章》？
1960年6月18日，艾森豪总统造访台湾，并在蒋中正总统陪同下视察国军。当时还没有一个现任的美国总统造访过日本，可见台湾在冷战初期的地位是何等重要。（联经出版提供）
台湾的作用
美国所建立的亚太秩序，还有一个人们所时常遗忘与忽略的特点，那就是同时对中共与日本实施「双重围堵」。历史学家麦克.林德（Michael Lind）在他2007年出版的《美国式战略》（The American Way of Strategy）中指出，此一战略的最高宗旨便是在阻止苏联或中共在欧洲或者亚洲发展成单一霸权的同时，阻止西德与日本重新发展军备。
林德表示，美军限制西德与日本的方式，就是以其自二战时代开始累积而来的庞大经济能力去负担这两个国家的防卫政策。换言之，美国陆军必须要在欧洲同时扮演西德陆军的角色，美国海军在亚洲则必须要扮演日本海军的角色，方能阻止波昂与东京的右翼人士打着反共的旗号重整军备。而在亚洲的「双重围堵」棋盘中，台湾又扮演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台湾在地理位置上既接近大陆也接近日本，在国际法上为中国领土，但是实际上又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管辖。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也让台湾对日本有着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特殊历史情结。这些特点，都是有利于美国同时对北京与东京实施「双重围堵」的模糊地带。然而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所拥有的，还不只是这些美国所需要的模糊地带。
蒋中正带了60万大军来到台湾，并且在海峡天险与第7舰队保护下，暂时不用担心中共武力进犯复兴基地。而在50年代到60年代这段时间，南韩尚未走出韩战的阴霾，南越还要面对越共的造反，只有在台澎金马地区的中华民国可以协助美国在亚洲，甚至于全世界各地推行反共战争。这也正是为什么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总统，会选择在1960年访问台湾的原因。
除积极参与缅甸、越南、寮国、柬埔寨与印尼的反共与颠覆行动外，中华民国还透过世界人民反共联盟（World Anti-Communist League），向拉丁美洲、中东与东欧国家人民输出与共产主义对抗的经验。苏联与中共遭遇到的政治与军事压力越大，美国对西德与日本右翼势力的箝制就越能得心应手。由此可见在冷战初期的中华民国，真的是美国维持亚太秩序的重要伙伴。
为了维护这个亚太秩序，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华民国都违背了《大西洋宪章》的许多精神。在反共第一的指导原则下，华府与台北不只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相互勾结，而且也重新启用了众多纳粹战犯与日本帝国的合作者。不过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在于美国在亚洲与太平洋岛屿国家上建立的秩序，也确实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
综观中国大陆、北韩、越南、柬埔寨与寮国等亚洲铁幕国家的战后发展，便可以证明《大西洋宪章》所强调的经济繁荣精神，并没有办法在共产主义的土壤中发芽壮大。更不用去提在每一个接受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内，都存在着残酷的阶级斗争与政治清洗。在极度贫穷的生活条件下，民众饿死冻死的情况如司空见惯般的发生，而且还彻底的失去自由与尊严，小命也是随时不保。
而在美国保护下的自由主义阵营里，包括日本、南韩与台湾在经济发展上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哪怕是政变不断的南韩，老百姓的生活条件一直都维持丰衣足食的状态。菲律宾虽然后来因为马可仕的腐败而没落，但是在战后初期也一度是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霸主。南越在1975年被北越并吞以前，经济发展也是远远的把北越甩在后头。
近年来，中共战机不断出没于南海、东海与台海上空，目的都是在挑战与动摇以《大西洋宪章》为立基的战后亚太秩序。（摘自中国海军）
21世纪的挑战？
这些都再再证明，美国的亚太秩序虽然存在着缺点，《大西洋宪章》的精神也确实没有被完全实施，但包括日本、南韩与台湾在内的广大亚洲人民还是因此而受惠。即便不提经济上的成就，好歹也躲避了类似发生在中共、北韩、北越与柬埔寨的共产主义革命。整体而言，这个由美国所建立与主导的亚太秩序还是功大于过的。
更重要的是，就连原本誓言要打倒「美帝国主义」的中共，也在60年代末期与70年代初期认知到共产主义无法带给国家繁荣的事实。更重要的一点，则是毛泽东与苏联也因为珍宝岛的武装冲突而成为了死敌。目睹到这一切改变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森（Richard M. Nixon），也顺势在1969年发表了《关岛宣言》（Guam Doctrine），大幅度调整战后的亚太政策。
于是，尼克森在1972年造访中国大陆，毛泽东也出于让红色政权继续统治中国大陆的需要，彻底改变了1949年以来的「一边倒」政策，开始效法老敌人蒋中正的做法，拥抱起了美国的亚太秩序。尽管在政治宣传上，中共仍然没有停止对「美帝」的攻击，但是周恩来却多次在私下与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谈话中，强调《美日安保条约》存在的必要性。
依照尼克森的《关岛宣言》，中共将成为美国对抗苏联的伙伴，日本也将因此获得比战后初期还要更多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台湾的战略地位则大幅下降，但仍然是美国「双重围堵」战略的重要伙伴。不过为了防止中共与日本联手再打一场驱逐美国的「大东亚圣战」，华府故意把钓鱼台列屿的管理权跟着冲绳一起交给了日本，好让北京与东京永远无法和解。
此一现实主义的安排，虽然导致中共、日本与台湾三方直到今天都还在为了钓鱼台列屿是谁的争论不休，但整体而言对亚太国家的发展还是功大于过。至少在美国的协助下，邓小平成功于1979年打开了大陆的大门，慢慢的由原本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后30年的时间里，大陆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13亿人民也因而得到摆脱贫穷的机会。
只是如同日本一样，中共对美国秩序的拥抱只是暂时性，而不是永久性的。中共做为一个在意识形态上排斥西方民主政治的政权，从二战时代开始就已经把一切与美国的合作视为一种手段而非目的。北京所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终究还是要撕毁与推翻建立在《大西洋宪章》上的战后亚太秩序，这也是中共与中华民国两者之间存在的最巨大差距。
更何况，《大西洋宪章》所强调的公海自由航行权，也早就已经成为美国在南海挑战中共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此一障碍只要存在，中共不仅无法建立新的亚太秩序，由原本规则的参与者成为主导者，就连想要实现在其主导下的「民族大一统」都十分困难。所以中共最终还是要效法30年代的日本，透过各种手段去冲撞美国在战后建立的亚洲旧秩序。
撇开台湾配合美国执行「双重围堵」的任务不说，钓鱼台在行政上隶属于宜兰县头城镇，南海诸岛也是由中华民国在战后代表中华民国所接收。假若不让中华民国彻底走入历史，中共就无法让全世界心服口服的承认其继承了「二战中国」的地位，更没有办法在法理上挑战美国建立的亚太秩序。因此在解决南海与东海问题前，中共还是要以终结两岸的分裂状态做为挑战美国游戏规则的第一步。
中华民国对日本侵略的顽强抵抗，让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有了介入亚太秩序的机会。然而，中华民国整体国力的不足，还有美国人民对亚太问题的无心参与，却终究还是导致了1949年大陆的沦陷。所幸还有日本与台澎金马地区的存在，罗斯福总统的《大西洋宪章》最终得以在亚太地区被实现了一半。包含中国大陆在内，亚太地区人民曾经大大的受益于这个美国秩序。
然而进入了21世纪，伴随着中共整体政治、军事与经济实力的崛起，北京终究无法满足于在《大西洋宪章》下当老二的地位。如今中共已经蓄势待发准备向世界证明，自己是亚洲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不再只是单纯的参与者。由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后所建立，一度获得全体亚洲人支持与欧洲人接受的战后亚太秩序终究还是要面临北京的挑战，而中华民国将再度扮演建立这个新秩序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