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75周年：日军侵略与东南亚的去殖民化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设计的宣传海报，鼓吹代表亚洲各国的少男少女们团结在一起对抗西方国家。（网路照片）

伴随着珍珠港事变而来的，除了原来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对日抗战扩大为了太平洋战争外，就是整个东亚的地缘战略格局被大幅度的改变。其中被改变最彻底的，是自19世纪以来由欧洲人在亚洲建立的殖民帝国被彻底的瓦解与推翻。取而代之的太阳帝国，并没有真的赋予「被解放」的亚洲人自由与独立，但是以英国人、法国人还有荷兰人为代表的旧殖民势力，却也是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除了在美国殖民下，无论太平洋战争会不会爆发都将在1946年独立，并成立共和国的菲律宾外，大多数东南亚原生居民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军时，可能会部份，甚至于完全不同于中国人的观点。由于本来就已经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越南人、柬埔寨人、寮国人、缅甸人、印度人、马来人与印尼人不仅没有激烈抵抗日军，反而还把他们视为「解放者」看待。

只是看在日本人眼中，英国、法国与荷兰有着完全不同的外交关系与战略价值，这也导致日军在「解放」东南亚的过程中，会在每一个殖民地建立完全不一样的占领政策。有些殖民地被允许独立建国，有些殖民地会被纳入日军的直接管理，有一些殖民地甚至还出现旧有殖民势力与日本人共同管理，导致当地居民遭到「双重压迫」的奇特状态。

1940年9月，进驻越南北部的日军。（网路照片）

法属印度支那（French Indochina）

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是法国人在亚洲最大的殖民帝国，其领土范围涵盖了今日的越南、柬埔寨与寮国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并非太平洋战争的主战场，但却是太平洋战争的引爆点。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将日军在1940年9月与1941年7月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与南部的行为，视为日本有意将战火由中国扩张到东南亚的证据，而对其采取了包括冻结资产与石油禁运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制裁。

而三个法属印度支那国家当中，又属越南人抵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手段最为激烈。1940年9月，占领中国广西省的日军第5师团在向越南推进时与法军发生冲突。接受日本政治庇护的越南复国同盟会主席阮疆锑，组织了一支手下拥有3,000名兵力，由陈中立指挥的越南复国军在谅山一带配合日军作战。许多越南人看到过去不可一世的法国人遭到日越联军挫败，士气上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日军进攻越南时才四岁，来自于北越宁平省，战后曾为越南共和国军队效力的范玉堂老先生回忆，他们村子非常欢迎日本人的到来，只因为对方是与自己长相一模一样，有着黄皮肤黑头发的亚洲人。印度支那共产党主席阮爱国也趁机在高平地区组织农民起义，配合日军向落难的法军发起进攻，希望能够与阮疆锑分享战胜殖民统治者的果实。

不幸的是，法国当时已经由亲近纳粹德国的维琪法国（Vichy France）统治。所以日本人就算不想给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戴古（Jean Decoux）面子，也要给贝当元帅（Henri Pétain）面子。就算不给贝当元帅面子，还是必须要给希特勒面子。最后依据双方达成的共识，戴古可继续维持在印度支那联邦的统治，但是日军也有进驻越南、柬埔寨与寮国三国的权力。

1945年3月9日，将法国殖民政府推翻后，协助保大皇帝建立越南帝国的日军特务机构「安机关」。（网路照片）

接着，日军便调转枪口配合法军围剿原来的友军越南复国军。陈立中司令当场被日军逮捕，并在被移交给法军后遭到处死。伴随着越南复国同盟会的全面瓦解，阮疆锑不得不逃往重庆寻求中华民国政府的政治庇护。阮爱国则是逃往广西寻求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将军的协助。在那里，阮爱国把逃入中国境内的越南复国军残兵重新整合起来，成为日后他组织「越南独立同盟」的班底。

从此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日本人在实际上掌握着法属印度支那的军政大权，但法国人仍是名义上的统治者。在这种独特的「双重殖民」体制之下，越南人不仅在政治上遭受法国人与日本人的压迫，在经济上还要遭到华人的剥削，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四等公民」。这样的状况，要等到1944年盟国反攻诺曼第，推翻了纳粹德国对法国的占领后才有所改变。

维琪法国被推翻后，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将军于巴黎成立了与盟军合作的临时政府。由于印度支那总督戴古宣誓效忠戴高乐政权，日军担心法国人随时可能调转枪口配合国军进攻越南。于是日军第38军于3月9日发起「明号作战」，展开了对法国人的攻势。在国军与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支援下，法军于谅山与海防抵抗日军。

只是法国人在政治上得不到越南人民的支持，而且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也不被允许派遣第14航空军的飞机炸射进攻中的第38军，法军的抵抗坚持到3月12日就全面瓦解。除少部份法军经由中越边界逃到中国西南大后方并获得国民政府的政治庇护外，大多数法国人在放下了武器以后惨遭日军屠杀。

为了合理化自己的军事行动，日本特务组织「安机关」扶持保大皇帝、西哈努克亲王与西萨旺·冯国王在印度支那了建立越南帝国、柬埔寨王国与寮王国三个国家。然而，这个短暂的独立只维持了不到五个月，就因为日本的战败投降而遭到法国人的挑战。曾经领导「自由法国」运动，抵抗纳粹德国占领长达五年的戴高乐也明白，越南、柬埔寨与寮国的老百姓不会愿意回去过三等公民的日子。

在他的提议下，越南、柬埔寨与寮国可以在一个大法兰西联邦的架构下维持类似于大英国协国家的君主立宪制度。保大皇帝、西哈努克亲王与西萨旺·冯国王接受了戴高乐的安排，然而越南、柬埔寨与寮国的基层民众，尤其是越南老百姓却认为两度被日军打到抱头鼠窜的法军已经威严扫地，没有资格继续担任印度支那的盟主。

加入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并且于1950年5月20日战死的前日军参谋石井卓雄。（网路照片）

掌握这股民族主义力量的「越南独立同盟」领袖胡志明，顺势开展了反抗法国重返印度支那半岛的革命运动。一批以日军南方军独立混成第34旅团参谋井川省少佐，还有第38军55师团参谋石井卓雄为代表的右翼军人，因为无法接受祖国战败的事实，主动请缨为胡志明领导的独立战争效命，并将大批日本军队遗留下来的武器移交给越南人民军。

这些日本军人得到了胡志明的信任，井川省被指派为「越南独立同盟」的军事参参谋与总指挥，石井卓雄则奉令开设广义陆军中学校，为越南人民军训练军事干部。他们俩人，先后于1946年与1950年的两场战斗中为法军所击毙。值得一提的是，施军爝、陈篡地与吴连义等在越南服务的台籍日本兵，也都在胡志明的感召下参加了「越南独立同盟」。

「越南独立同盟」在日军的充分支持下，逐渐在战场上转败为胜。而在胡志明的启发下，寮国与柬埔寨境内也出现了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共产党叛军挑战西哈努克亲王与西萨旺·冯国王的统治权。出于巩固王室的政治考量，西哈努克亲王与西萨旺·冯也逐渐转变立场，越来越往要求法国人完全撤出其国土的民族主义立场靠拢。

1954年，法国在经历了奠边府战役的失败后失去了一切继续统治法属印度支那的兴趣。根据那年7月签署的《日内瓦协议》（Geneva Agreement），胡志明在北纬17度线以北成立，简称为「北越」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获得了外交承认。保大皇帝主政下的越南国，则继续统治北纬17度线以南的国土，简称为「南越」。后来，民族主义者吴廷琰在美国支持下又推翻了保大皇帝，成立了越南共和国。

《日内瓦协议》并没有给越南带来国土的统一，也没有给中南半岛带来真正的和平，但是却实实在在的让法国殖民势力永永远远的离开了越南、柬埔寨与寮国。而由井川省与石井卓雄率领，替胡志明扫除内部敌人，进而将法国人从印度支那驱逐出去的500名日军，直到今天都还被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视为「建国英烈」看待。

由翁山将军指挥的缅甸国民军，原本是日军打击英军的战友，但是到了战争末期却调转枪口投入盟军阵营。（网路照片）

英属缅甸（British Burma）

日军在1942年进攻缅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砍断被其视为「援蒋公路」的滇缅公路。但是拿下缅甸的先决条件，必须要在政治上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所以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本人便暗中支持缅甸的独立运动。现任缅甸国家顾问的翁山苏姬之父，缅甸共产党创始人翁山将军就是一位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激进青年。

在英缅当局的通缉下，翁山试图逃往延安投奔中国共产党。可没有想到他在经过厦门的途中，居然为日本陆军情报大佐铃木敬司所吸收。考量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不是中国的执政党，缺乏足够与英国人抗衡的海空军实力，而且陕甘宁边区与缅甸在地理上的距离又完全可以用「远水救不了近火」来形容，翁山决定与日本人合作。

随后在铃木敬司安排下，又陆续有29名青年前往日本投入翁山麾下。他们被派往海南岛与台湾花莲玉里接受丛林作战的军事训练，合称为缅甸历史上的「三十志士」。1942年1月，日军在泰国军队的配合下向缅甸发起进攻。翁山领导的「三十志士」返回祖国，并开始吸收缅甸爱国青年从事针对盟军的情报搜集工作。

翁山苏姬的父亲，缅甸国父翁山将军。（网路照片）

结果由于缅甸人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普遍厌恶，翁山的情报组织吸收到的人马越来越多。到了最后，进攻缅甸的日军15军决定将翁山的组织扩编为缅甸独立军，直接用于在战场上与英缅军、英印军以及中国远征军作战。受到强烈民族主义的刺激，即便是在仰光等大城市内遭到日军无差别轰炸的缅甸与印度老百姓，也都在被炸死以前为日本的胜利欢呼。

缅甸人在对抗盟军时的顽强战斗意志，让在当地作战的国军官兵深感震惊与动容。因为他们所发挥的精神，与在中国战场上抵御日军侵略的国军将士们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但是也因为如此，缅甸独立军成为了中国远征军遭遇到的最顽强敌人。在同古保卫战中英勇战斗的国军第5军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的死，据说就与缅甸独立军脱离不了关系。

研究孙立人将军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朱浤源也表示，在1942年4月9日到4月11日的仁安羌战役中，与国军第66军新编第38师第113团交战的部队就很有可能是缅甸独立军。由此可见，在日军进攻缅甸的战役中，翁山将军确实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缅甸独立军的敌人还不是只有英军与国军，同时还包括了在山区里活动，以克伦族（Karens）为主的少数民族。

为了确保缅甸族在新国家内的优势地位，独立军在日军配合下对克伦族进行了残酷的种族清洗。这导致克伦族纷纷倒戈加入盟军，支援英军与国军作战。直到今天，克伦族都还是缅甸政府的心腹大患。而在身为「三十志士」一份子的德钦东偶领导下，缅甸独立军开始在每一个被从英军手中「解放」的地方建立行政机构。

可是等到日本人完全掌握了缅甸以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支持翁山的佐铃木敬司调走，然后下令解散独立军。此一举动，让翁山忍不住怀疑起了日本人支持缅甸独立的诚意。1943年8月1日，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政治宣传需要，日本人允许独立运动领袖在仰光宣布成立缅甸国，翁山被指派为此一亲日政权的战争部长。原来的独立军干部被重新召集了起来，又在翁山领导下成立了缅甸国民军。

为了维护缅甸的独立，翁山将军（左边算起第四人）选择与英国人妥协，共同对抗日军。（网路照片）

这是自1886年以来，缅甸首度取得独立国家的身分。但是无论是巴莫还是翁山看来，日本人都没有把真正的权力交给他们。更重要的，则是到了1944年以后，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开始转守为攻，翁山也必须考量到若缅甸国民军持续与日本人绑在一起，得来不易的缅甸独立成果就将因日军的失败而付诸东流。于是翁山开始暗中与英国斯利姆（William Silm）将军接触，商讨阵前倒戈事宜。

出于防止祖国被当成战败国处理，翁山还组织了一个名为「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的团体向盟军输诚。直到1945年3月17日，盟军对缅甸的反攻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日军要求翁山将军率领缅甸国民军为保卫「大东亚共荣圈」的最后尊严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结果翁山将军率领国民军官兵一走入树林，就马上放下武器接收斯利姆将军改编。

随后，缅甸国民军做为盟军的一份子，在英印军的指挥下投入了反攻仰光的军事行动。虽然大多数的英军将翁山视为一个在轴心国与同盟国两阵营中来回奔波的投机份子看待，但是斯利姆将军却力排众议的接纳了他。这位与孙立人将军并肩作战过的英国将领如此评价翁山：「一位真心的爱国者，也是头脑清楚的现实主义者，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诚实。」

由于及时回头，而且配合英军作战立下大功的原因，翁山在战争胜利后不仅没有被当成战犯处置，甚至还做为缅甸的代表前往伦敦与时任英国首相的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签署协议。依据此一协议，缅甸最终将取得脱离英国独立的主权国家地位。尽管身为保守派的前首相邱吉尔坚决反对，但是艾德礼却也知道，英国已经再也没有回到缅甸重建殖民统治的能力了。

前英印军军官辛格，出任初代印度国民军司令。（网路照片）

英属印度（British Raj）

印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并没有为日本人所占领，但是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取得的一连串胜利，还是给许多印度民族主义者带来了鼓舞。对大英帝国而言，最危险的情况则是在缅甸、马来亚与新加坡战役中，有大量英印军的印度官兵投降了日军。有鉴于英国派往世界各地，包括北非战场上作战的士兵中都有大量印度人存在，此事在政治上的连锁反应是灾难性的。

如同缅甸人一样，印度也有许多民族主义者将国家独立的希望寄托在轴心国的胜利上。他们当中最有名的领袖，则非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h Chandra Bose）莫属。与翁山一样，鲍斯本身并非日本军国主义的支持者。「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他就已经发表了数篇批判日本侵略中国的文章，甚至还多次展现出了对毛泽东与「延安精神」的敬佩。

不过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伴随着对日抗战演变为世界大战，鲍斯产生了与纳粹德国或者日本帝国合作的想法。于是他在1941年经由阿富汗与苏联前往德国。鲍斯在柏林与纳粹情报部门合作，试图游说在北非战场上被俘虏的4,500名英印军战俘加入纳粹武装武装亲卫队。在他强大的个人魅力号召下，约有3,000名俘虏加入了武装亲卫队辖下的印度军团。

寻求德国协助的鲍斯，与纳粹军官合影留。（网路照片）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下令德军进攻苏联。伴随着「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的开展，鲍斯期望德军抽调兵力协助他收复祖国的梦想彻底崩盘。立场左倾的鲍斯本身也是苏联的崇拜者，打从心底里面反对希特勒发起东线作战。他尤其反对希特勒将那3,000名听从他的建议，参加武装亲卫队的印度人参加与苏联红军的战争。

鲍斯如愿的在1942年与希特勒见上一面，奉劝他停止与苏联的战争，方可将矛头全部对准以英国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集团。结果鲍斯发现希特勒只不过把自己当成号召英印军脱离英军的政治宣传工具，并非真心想要帮助印度独立。更让鲍斯失望的是，希特勒在与自己的对话中不只一次表达了将印度人视为「次人类」看待的态度。

对希特勒彻底失望的鲍斯，只好在1943年搭乘一艘德国海军的U-180潜舰前往马达加斯加。在那里，鲍斯搭上了日本帝国海军派出的伊-29潜舰回到亚洲。只是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已经有一年又四个月之久，日本陆军情报人员藤原岩市早就已经在被俘虏的英印军军官辛格（Mohan Singh）协助下，组建了一支准备配合日军挥师南亚的印度国民军（Indian National Army）。

50,000名英印军战俘中，有40,000人在辛格的号召下加入了印度国民军。然而，英印军出身的辛格，在印度独立运动的圈子中没有足够的威信。许多人担心在辛格的领导下，印度就算能够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也极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由于辛格迟迟无法取得各派系领袖的支持，日军只能不断推迟对印度发起进攻的时间。百般无奈下，他们于1942年的年底解散了印度国民军。

直到鲍斯的重新归来，才让日本人又找到了希望。由于鲍斯在印度境内是与甘地、尼赫鲁等人齐名的独立运动领袖，而且也是唯一一位主张以武力手段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领袖，所以他登高一呼，50,000名前英印军战俘中就有35,000人站了出来。然后，居住在马来半岛上的印度裔青年，也有18,000人主动报名参加鲍斯领导的印度国民军。

1943年10月21日，领教到鲍斯强大个人魅力的日军协助他在新加坡成立了自由印度临时政府（Azad Hind）。伴随着鲍斯于10月23日以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主席的身份对大英帝国宣战，日军也做好了向印度发起进攻的准备。印度国民军的官兵开始被分批派往缅甸与印度边境，针对与自己同文同种的英印军官兵开展游击战、情报战与宣传战等政治攻势。

鲍斯视察印度国民军女兵。（网路照片）

不过到了这个时刻，无论是在太平洋还是亚洲大陆的战场上，态势都呈现出对日军极端不利的局面。1944年6月，意图由缅甸打入印度的日军在科希马（Kohima）与英帕尔（Imphal）地区遭到英印军的顽强抵抗。15,000名印度国民军官兵在鲍斯的命令下，开往前线支援日军。只是受到缅甸强烈雨季的影响，负责增援日军第33师团的印度国民军第2师没有及时抵达科希马。

当第2师抵达前线的时候，第33师团已经处于全面溃败的状态。于是日印联军决定重整兵力，退往英帕尔地区准备与英军决一死战。结果同样是因为雨季还有英军猛烈的空中打击，日印联军始终无法得到足够的弹药与粮食补充而溃败。最后，印度国民军第2师与第3师奉令掩护日军第15军与缅甸方面军主力撤退。在撤退中，饿死或者病死的许多印度国民军尸体被抛弃在丛林里面。

奉令追击溃败日军的英印军官兵，在看到有那么多同胞被如此糟蹋后，也对这场战争产生了强烈的质疑。整个印缅战争看在他们眼中，不过就是分别效力于英印军与印度国民军的印度国民军，为了维护英国与日本两大殖民帝国的利益而骨肉相残的一场内战。尽管没有马上调转枪口杀掉指挥自己的英军将领，英印军的士兵们却也产生了在战后必须脱离英国独立的信仰。

做为日本的友军，印度国民军不只出现在与英军对峙的战场上。由孙立人将军与廖耀湘将军指挥的国军新1军与新6军，也曾经在密支那战役中俘虏到相当数量的印度国民军士兵。伴随着缅甸为英军与国军所联合收复，首都位于仰光的自由印度联合政府再也无法持续运作下去。鲍斯只能在日军的安排下，逃往台湾以躲避盟军的追捕。

然而，鲍斯追求印度独立的梦想并没有就此结束。鲍斯于1945年8月18日，也就是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天在台北松山机场搭上了一架飞往东北的九七式轰炸机。与鲍斯一起搭上这架飞机的，是关东军副参谋长四手井纲正中将。他打算将鲍斯移交给苏联红军，以争取史达林（Joseph Stalin）支持继续推动印度的独立战争。

结果由于这架九七式轰炸机在起飞后不久就坠毁，包括鲍斯与四手井纲正在内的所有机组人员与乘客通通死亡。鲍斯的独立梦与政治野心，伴随着他的死亡走入了历史。然而身为近代史上唯一一位以武力抵抗英国人的印度军事强人，鲍斯的精神仍在战后鼓舞着印度人民向殖民统治者争取独立。尤其是被遣返回国的前印度国民军官兵，更被普遍视为鲍尔的精神传承者看待。

英国试图审判这些在战时替日本人服务的印度人，但是却引起了社会上的激烈反弹。就连在二战期间为英军服务的200万英印军将士，也再也看不下去英国人如此虐待自己的同胞。1946年2月，在66艘舰艇上服务的1,000多名印度皇家海军官兵为了替遭到审判的印度国民军弟兄请命，于孟买发起了大规模暴动。在英军的武力介入下，共有八名印度海军官兵死亡，令有33人受伤。

这起暴乱虽然在英军的介入下被平息，但是英国人仍偷偷释放了被审判中的印度国民军将士，以避免继续刺激英印军的民族情绪。一年后的1947年8月15日，印度正式脱离英国独立。然而在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的安排下，原本大一统的印度，却硬生生的被撕裂成了印度与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到了1971年，孟加拉又从巴基斯坦独立，成为第三个国家。

对此，许多印度民族主义者认为，假若印度独立运动是由鲍斯而不是由甘地与尼赫鲁来领导的话，会有更好的结果。旅居纽西兰的印度《俄罗斯报》（Rossiyskaya Gazeta）记者辛哈（Rakesh Krishnan Simha）就认为，如果鲍斯能够早个两年返回印度，提早组织印度国民军在1942年底配合日军发起对印度的全面攻势，就有可能在战后维持一个独立又大一统的印度。

山下奉文与白思华洽谈投降一事，此照片振奋了包括毛泽东、金日成与胡志明在内的许多亚洲民族主义领袖，让他们相信黄种人能够战胜白种人。（网路照片）

英属马来亚（British Malaya）

在进攻马来半岛与新加坡的阶段，日军曾高喊「建立亚洲人的亚洲」口号来吸引马来人与印度人的支持。最让无数亚洲人感到精神振奋的故事，是指挥日军第25军攻陷星马地区的山下奉文将军，在与英军马来亚陆军司令白思华（Arthur Ernest Perciva）中将洽谈无条件投降的事宜时，曾经威胁他：「你只需要回答Yes或者No就可以了。」

虽然事后许多证据显示山下逼问「Yes或者No」的对象并非白思华，而是英文发音不标准的台湾籍翻译，但是此一加油添醋的传说仍然为当年与日军并肩作战的泰国人与马来人所津津乐道。甚至就连中共与北韩等共产主义国家，也在战后将之引用为反对西方殖民帝国的「爱国主义教材」。至少在北韩的教科书里面，就曾经出现过山下奉文威胁白思华的内容。

然而，在马来亚与新加坡的战事在1942年2月告一段落后，日本人却没有协助马来人独立建国。相反的，日本陆军第25军直接在马来亚建立了军市政府，并且将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更令马来亚民族主义者难以接受的，是日军为了感谢一同出兵马来半岛的泰军，居然把马来亚北部的玻璃市（Perlis）、吉打（Kedah） 和吉兰丹（Kelantan）与丁加奴（Terengganu）等四个邦割让给泰国。

以上四个邦，为英国军队在19世纪以武力夺走。由左翼独立运动领袖伊布拉欣耶谷（Ibrahim Haji Yaacob）领导的马来青年联盟，曾经协助日军在马来亚的作战。然而在大局底定以后，日本宪兵队居然强制解散了马来青年联盟，并武装右翼青年成立另外一支配合第25军维持地方秩序，但是却没有任何实权的马来亚乡土防卫义勇军（Pembela Tanah Ayer）。

骑着脚踏车征服马来半岛的日军。（网路照片）

尽管将马来人视为劣等民族看待，但是在考量到马来亚与新加坡华侨反日情绪高昂的情况下，日军仍然决定启用马来人担任警察与低阶的文职官员。向来逆来顺受的马来人，似乎也没有因为日本人更严厉的殖民统治而展开大规模的蜂起与暴动。可能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一切也不过是由原来的英国统治者转换为日本统治者罢了。

更重要的一点，则是马来半岛与新加坡的本土抵抗力量以华人为主。而在过往英国殖民时代掌握经济大权的华人，对马来人的歧视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或许也是为了避免华人在英国卷土重来以后壮大，马来人对日本人在政治上的压迫选择忍气吞声。面对以华人为主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不断壮大，他们甚至乐于担任日本宪兵队扑灭游击队的密探。

相对于遭到屠杀与清洗的华人而言，马来亚人与印度人并没有遭到占领军的直接迫害。不过据统计，仍然有73,000名马来人被日军征召去修建泰缅铁路。其中，有42,000名马来人于修筑铁路的过程中死亡。盛产橡胶的马来半岛，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也都是日军剥削的对象。然而，这些苦难对于乐天知命的马来人而言还不算什么。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宣传海报，凸显了华人在抵抗运动中的主导作用。（网路照片）

最恐怖的，是来自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报复。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末期到日本战败投降这段时间，马来亚人都被华人视为日军的「密探」而遭到清洗。除了马来亚乡土防卫义勇军的干部与配合日本宪兵队的警察外，就连许多地方政府的干部与公务员，甚至于无辜老百姓也遇害。太平洋战争打下来，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严重。

为了夺回东南亚殖民地，英国特别行动处（Special Operation Executive）在中华民国与荷兰协助下，组织136部队进入马来亚搜集情报。不过由于麦克阿瑟将军选择「跳过」马来半岛，直接攻取菲律宾的原因，136部队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计划的大规模反攻行动没有被执行。类似马尼拉大屠杀的人间浩劫，也因此没有降临到马来半岛居民的头上。

不过，因为「抗日」与「附日」的不同抉择，而在华人与马来人两大族群中引发的种族纠纷与冲突，却也持续的延续到了战后。身为华侨的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人陈平，终究还是因为英国人选择支持马来人独立建国的原因，与昔日的盟友大打出手。这场在历史上被称为「马来亚紧急状态」（Malaya Emergency）的武装冲突，一直要打到1960年才以马来西亚联邦政府赢得最后胜利宣告结束。

印尼是所有东南亚国家中，唯一一个替日军树立雕像的。（网路照片）

荷属东印度（Dutch East Indie）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0年5月10日，荷兰本土就遭到纳粹德国的占领。荷兰王室流亡到英国首都伦敦，并在邱吉尔的支持下继续抵抗轴心国。孤悬海外的荷属东印度，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自然也就成为了流亡政府控制下，最重要的领土之一。

如同进攻越南、缅甸与马来亚时的情况一样，日军打出了「解放亚洲」的政治口号，扶持印尼的民族主义者与盟军作战。而在向荷兰军队进攻的过程中，日军也好巧不巧的救出了当时遭到羁押的印尼国父苏卡诺。如同在马来亚的情况一样，印尼没有马上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被纳入日本第16军的军事管制之中。

然而，苏卡诺却认定大日本帝国是印尼独立的唯一解答，对占领军的一切行动都采取积极配合的态度。在他的鼓励与号召下，近百万的来自爪哇的印尼人民接受日军征召成为修筑铁路、机场与港口设施的廉价劳工。就跟被抓去建造泰缅铁路的马来亚人一样，大量印度人民因操劳过度又饱受日本监工的虐待而死亡。不过看在苏卡诺眼中，这是争取印尼独立的一种「必要之恶」。

他甚至还要求印尼农民向日军上缴粮食，此一举动最后导致了100万平民被活活饿死的惨剧。许多印尼人民居住的村庄，也在日军要求下被改建为炼油厂。为了防范印尼人民起来反抗，苏卡诺还被任命法西斯组织人民力量中心的领袖。苏卡诺得到了宪兵队的密切配合，可任意逮捕异议人士。一切反对日本的声音都遭到极为残酷的镇压。

印尼乡土防卫义勇军接受日军训练。（网路照片）

虽然还不是国家元首，苏卡诺已经在日军的全力支持下展现出了强硬的铁腕手段。抗日情绪强烈的华人，也成为苏卡诺攻击的头号目标。任何心向重庆或者延安的抗日华侨，都会被贴上「殖民主义残余」的标签惨遭逮捕杀害。针对华侨团体，日军还在苏卡诺配合下实施了三次大清洗，战后印尼排华运动时所采用的一些残酷手段，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被用来对待抗日华侨了。

也因为苏卡诺的充分合作与配合，印尼是太平洋战争期间唯一一个没有出现大量华人抗日游击队的「净土」。1943年11月，日本首相东条英机邀请汪精卫政权、满洲国、菲律宾第二共和国、缅甸国、泰国与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的代表齐聚东京，召开所谓的大东亚会议。然而，印尼与马来亚却因为不具备主权独立国家的身份，没有被允许派人出席此一强调「黄种人大团结」的国际会议。

一直要到战争末期，日本人考量到盟军可能反攻东印度，才认真考虑协助苏卡诺建军的构想。在苏卡诺的组织号召下，大量印尼青年参加了由日军训练的乡土防卫义勇军（Pembela Tanah Air）。虽然名义上是要成为独立后的印度尼西亚国防军，但是乡土防卫义勇军成立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在美英联军反攻之际冲第一线当日军的砲灰。

美军收复菲律宾以后，为了巩固在印尼的战果，日军同意苏卡诺成立了一个由民族主义者与伊斯兰信徒主导的独立准备调查会。到了1945年8月7日，也就是日本战败前的一个礼拜，独立准备调查会改组为了一个由21人组成的独立准备委员会。然而一直到日本帝国宣告接受《波茨坦宣言》，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以前，苏卡诺都没有足够的决心宣告印尼独立。

简称为"PETA"的印尼乡土防卫义勇军旗帜。（网路照片）

8月16日，也就是日本投降后的第一天，苏卡诺遭到一群激进的乡土防卫义勇军青年军人绑架。在他们的胁迫下，苏卡诺正式对外发布宣告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消息。虽然是被赶着鸭子上架，但是苏卡诺在接下来长达四年的时间里，还是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独立战争。跟同一时期在大陆与越南搞革命的毛泽东与胡志明一样，苏卡诺也得到了日本志愿军的协助。

有将近3,000名前日本军志愿留在印尼，协助苏卡诺抵抗意图重建荷属东印度的荷兰军队。这些参加印尼革命军的前日军当中，同样也不缺乏台湾人的身影。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战时被日本外务省派往印尼工作，因为与苏卡诺建立强烈私人友谊关系而留下来参战的屏东人陈智雄。陈智雄还因为将武器提供给了印尼革命军，而被荷兰殖民当局关押了一个月。

另外一位在印尼独立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台湾人，则是来自台南的前台籍日本兵李柏青。李柏青由于曾经在缅甸与国军作战过的原因，不愿意在日本战败后返回台湾。留在印尼的李柏青，到了晚年的生活习惯已经完全「日本化」，只与日裔人士打交道，反而与台湾、大陆的侨团关系疏远。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造访雅加达，特地与这位全身上下充满「大和精神」的台湾人合影留念。

如同越南的情况一样，协助印尼打独立战争的日本军人都被视为共和国的「建国英烈」看待。于2013年因心脏病故事的李柏青，也在印尼政府的安排下葬入雅加达的国军英雄公墓。所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日本所占领过的东南亚国家中，也唯有由合作者苏卡诺成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过，始终如一的肯定「大东亚共荣圈」。

太平洋战争期间不惜牺牲自己国民福祉配合日军的苏卡诺，到了战后积极讨好中共，甚至还亲自为毛泽东算命看手相。（网路照片）

不结盟运动的雏形

虽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盟军所击败，但是由其所创立的「大东亚共荣圈」却在相当程度上，为冷战期间开发中国家推动的「不结盟运动」打下了雏型。在「大东亚共荣圈」的影响下，泰国、缅甸、印尼与印度等国家既抗拒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阵营，也排斥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阵营，努力代表亚洲与非洲的新兴国家发声。

然而，这些国家不是缺乏重工业技术，就是国力太小而无法同时与美苏对抗。所以为了顺利推动此一「不结盟运动」，他们需要找一个强大但是又不具备帝国主义野心的强权支持。在日本已经战败并且为美军占领的情况下，曾于朝鲜战场上重创联合国军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成为了主持此一「新大东亚共荣圈」的不二选择。

有趣的是，由于台籍日本兵在每一个日军占领过的东南亚国家都发挥过相当程度的作用，所以在1955年召开万隆会议的时候，苏卡诺还不忘邀请流亡东京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派人参加。而由代表廖文毅前往万隆，与周恩来、尼赫鲁与苏卡诺等人一起出席此次亚非会议者，正是参加了印尼独立战争的陈智雄。

被印尼政府公认为建国英烈的台籍日本兵李柏青。（网路照片）

后来在中华民国政府施加的外交压力下，日本政府将陈智雄引渡回了台湾。1961年，陈智雄因为组织台独团体「同心社」的罪名而为调查局逮捕。他于两年后在台北青岛东路军法处被枪毙，成为历史上极少数遭到中华民国政府处决的台独份子之一。